区域历史地理网上讲义之四 第四章 长江中下游地区:鄂、湘、赣、苏、皖 纲目: 1."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2."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中原通江南之路 3.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4.经济与文化的重合:富庶与人才 第一节 "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华中区,大致位于秦岭和南岭之间,西起巫山、雪峰山东侧,东际于海.地跨北纬24~34°、东经103~123°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季风明显交替,四季分明.降水量比较丰沛,自南向北递减. 长江为区域内主要水系,支流发育繁茂,干支流水量均很丰富.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段,自江西湖口至长江口为下游段.长江从宜昌脱离山峡之后,水面落差减小,水流缓慢,江面宽阔(2000~650米不等),河道分叉曲折,摆荡不定,构成典型的陆上三角洲地貌景观.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荆江河道尤其婉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由于流速缓慢,泥沙淤积多,每当汛期来临,极易造成溃堤泛滥灾害,自古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类似的分叉弯曲河道还出现在长江武穴至湖口江段,由于受两岸山地丘陵的夹峙,下陷新地质构造的影响,自龙坪长江发育出第二个陆上三角洲地貌,即九江冲积扇.长江中游的这两个陆上三角洲冲积扇导致类似的鹅颈式分汊河道,长江主河道自北向南的偏转,地貌上分别在长江北岸出现过两个古湖泊:云梦泽和彭蠡泽,又相继消失.由于同样的河床演变,又导致长江南侧的湘、赣北部先后出现了洞庭湖与鄱阳湖.从而影响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活动. 总体来看,整个长江中下游江段,河道的特征为叉流多,曲流多,沙洲多;两岸的湖泊多,矶头多,给长江行船、津渡、码头的选位既有利也有不便.湖泊在汛期起则起着容蓄调洪的作用.受地质条件与湿热气候影响,华中地区的土壤以黄棕壤和红壤为主.黄棕壤分布于江北及鄂北、陕南及豫西南的丘陵低山,红壤分布于长江以南广大的低山、丘陵区,气候与土壌性质对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作物品种和经营方式的改变,有所影响. 湖北省地势 湖北省地跨长江,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形成这样一个地域空间的历史并不很长,大约从北宋以后逐步完成.本省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被山地和丘陵环绕,中南部为低湿平原,略成盆地之势.大致以光化(老河口)经南漳到宜昌一线为界分为鄂东、鄂西两大部分. 西部为鄂西山地,其中又以长江为界,分为由秦岭东段、武当山、大巴山东段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北山地,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南山原.鄂西北山地群峰耸立,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森林密布;鄂西南山原山高谷深,一般海拔虽然也在1500米左右,但是山顶平广,具有高原性山地特征,适合于旱作农业的经营. 鄂省东部是以长江、汉水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为主体.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堤垸纵横,历史时期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富庶之地.江汉平原的东部因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在与河南、安徽两省之间由大洪山和大别山组成鄂东北丘陵地区,在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有幕阜山构成的鄂东南丘陵. 湖北省水系以长江为骨干,受地形影响,武汉以上各支流从两侧汇注,构成向心状的长江水系.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脱离峡谷,水流减缓,在枝江至城陵矶之间形成荆江河曲,有如"九曲回肠",历史上多次发生裁弯取直,新旧河道变迁不定,也影响了这一段长江的津渡.汉水从陕南流入本省,自宜城进入江汉平原,水势同样减缓形成曲流,故有"曲莫如汉"之称.湖北是全国湖泊最多的一个省份,而且集中在江汉平原,总数超过1000个.这些湖泊也有过历史变迁,最著名者为"云梦泽". 春秋时期的文献《国语》、《左传》分别记载楚国有楚王狩猎之区:云梦,狩猎区内的湖沼泽薮为云梦泽.一千多年来,古人常常错将云梦指为云梦泽,并与洞庭湖混为一谈.经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证实:云梦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沼的多种地貌形态的综合体,面积广阔几乎覆盖整个江汉平原.而云梦泽仅指云梦狩猎区内的部分湖沼泽薮景观,面积并没有大得能跨越长江.公元四世纪以来,由于长江、汉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云梦泽逐渐消亡成陆,而留下以洪湖为首的众多小湖群.早期长江荆江河段曾经以分流的形式穿过古云梦泽地区,随着北面淤高,云梦泽消失,江水向南汇流,终于发育成典型的曲流河床.所以,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河床形态的形成,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自然地理的历史变迁也影响了江陵荆州地区长江津渡的盛衰. 湖南省地势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北宋置荆湖南、北路,以汨罗江、洞庭湖、雪峰山为界,南路简称湖南.元、明实行行省制,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湖广行省.清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并移偏沅巡抚驻长沙,为湖南建省之始;雍正元年(1723)改为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巡抚,湖南省正式成为一级政区建制.因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江贯穿南北,又简称湘. 湖南属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湘西为海拔1000~1500米之间山势雄伟的武陵山、雪峰山脉,是进入贵州高原的屏障.雪峰山是资水和沅水的分水岭,也是湖南省湘东、湘西两大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湘南有南岭山脉,呈东西方向延伸,是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多山间盆地,历史上很早就形成南北交通孔道.湘东的幕阜、连云、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向,既将湖南与江西两省分隔,山脉的走势又未使两省封闭.湘中为丘陵与盆地相间的湘江河谷与冲积平原.湘北主要为湘、资、沅、澧四水尾闾汇入的洞庭湖湖积平原,地势平坦,堤垸纵横,河港交织,湖塘众多.湖南全省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与江西省地势相似. 湖南省水系主要是湘、资、沅、澧四水与洞庭湖.虽然全省河流纵横密布,但是受省内地形东、南、西三面高而北部低的影响,所有干支河流最终都汇入洞庭湖,形成树支状扇形水系.全省大多数城镇都是沿着这些河流的干支流域而逐渐发展起来.湘江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与桂江上源之间有秦代开凿的灵渠相通,湘江纵贯省境,为荆湘与粤桂的交通提供了条件. 洞庭湖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属构造湖.由于地壳升降,泥沙淤积,经历了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山海经·中山经》记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说明先秦时期,今洞庭湖区还是一个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直道秦汉时期,湘、资、沅、澧四水也分别流入长江.从公元4世纪至19世纪中叶,受地质沉降作用与长江荆江段筑堤的影响,长江分流之水汇入洞庭平原,原来的沼泽平原形态演变成浩渺的湖泊.据历史记载东晋开始筑堤防水,洞庭湖区正处在沉降时期,形成湘、资、沅、澧四水入湖的局面.唐宋至清朝中叶,是洞庭湖扩展的全盛期,汛期湖水面积约为现今湖面的2.3倍,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逐步形成和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是洞庭湖的淤塞萎缩期.清末至民国初年,形成了长江虎渡、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分流入湖的局面,由于藕池、松滋两口流量大,输沙多,荆江入湖泥沙剧增,淤洲加速扩展,湖面缩减为前一时期的90%左右.民国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泥沙淤积更为迅速,围垸造田之势愈来愈盛,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 根据湖南省山地、丘陵、河谷、盆地的分布与环境分异,全省可以划分为7个自然地理区: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湘东平行岭谷区、湘江中下游红岩丘陵盆地区、涟邵石灰岩丘陵与盆地区、南岭山地区、湘西山地区和湘西北山原区.在历史时期,湖南的自然地理势对地方行政区与文化区的划分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两湖地缘政治结构 长江中游南北的江汉与洞庭平原,历史上曾整合为一体,号曰:两湖、湖广.虽与后世的湖北、湖南两省并不完全重合,却大致相当.上古时代属于《尚书·禹贡》九州分野的荆州之域,大体仍处于"蛮夷"所居的"荒服"之列.西周春秋之际,活跃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境)一带群蛮之一的楚人,吞并诸群蛮部落而立国.其疆域北抵汉水以北,南不过洞庭,建都江汉平原,故,当地又称:荆楚.楚都几经迁移,最终形成以郢都(今荆州市北纪南城)为中心,掩有江汉的楚国.随后,楚国的触角伸向长江以南的洞庭,但当时楚人整个目光都盯住中原,未在长江以南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战国时,楚国完成了对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征服,为加强统治和管理,设立黔中郡以辖之,郡治在今常德市.楚国前期的疆域,覆盖了长江与汉水中游的广大地区,将襄汉、荆湘整合为一体.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派司马错发兵伐楚,攻占楚黔中郡地.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以为南郡,楚国被迫东迁淮河流域.三十年(前277),秦国重设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辖地已大于楚之黔中郡地,囊括今湖南省大部,远达川东、鄂西、黔东部分地区,中心在沅水的中下游.秦统一六国之后,于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湘水流域置长沙郡,湘、沅二水流域有不同属之倾向.西汉置13部刺史,荆州刺史,奉诏六条察巡地域跨大江南北,后汉、孙吴荆州为一级行政建制,地域又似整合.以后东晋南朝隋唐宋元历代,洞庭湖南北长期没有成为一个整合的行政地域,只有元朝平南宋后的至元年间以及明朝设置湖广行省,两湖曾是完整的行政地域. 在两湖地域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个区域中心,先是,江陵(今荆州市)一支独秀,"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继之襄阳、鄂州(今武昌)崛起,出现三个中心分领荆南、山南东、鄂岳三镇的局面.此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基于长江中游究竟以荆州渡口为便,还是以武昌渡江为便.湖湘则出现潭州(今长沙)、鼎州(今常德)分镇东西的局面,此形势的出现也是由于长江中游不同的津渡点及其所联系的交通方向所决定.这一分划不但影响了地缘政治结构,而且导致湖南省的方言有了湘语与北方官话之别.两湖地区,"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既处于中国地理大势的结合部,也必然成为连通两翼宏观大区的通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云:"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顾氏纵论湖广形势,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江西省地势 江西省的地势,东、南、西三面山峦起伏,中部为河谷丘陵,北部为鄱阳湖平原,总地势是南部及东西两侧较高,中部和北部比较平坦.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70%.省境东北部为东北——西南走向,近乎平行排列的黄山余脉、怀玉山和武夷山脉,怀玉山,是鄱阳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是赣、闽两省的界山,古代东西方向的交通都曾利用了赣东北山脉的走势.南部为南岭山地,有九连山、大庾岭等,大庾岭既是赣粤两省之间的屏障,同时岭上的梅关也是跨越南岭的交通咽喉.西部有九岭山、幕阜山、罗霄山等山脉,亦成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为湘、赣交通提供了条件.中部主要是丘陵与赣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盆地,以吉(安)泰(和)盆地最宽阔.北部鄱阳湖平原,又称豫章平原或鄱阳盆地,为冲积、湖积平原. 江西的河流均发源于省境东、南、西三面山地,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五大水系,并依山势向中部和北部聚汇,形成了鄱阳湖,然后经湖口注入长江.全省河流大多有通航能力.历史时期的鄱阳湖,古代称"彭蠡泽",经历过沧桑巨变.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今天的鄱阳湖曾是一片被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地貌,"彭蠡泽"的大面积水体在长江北岸.五世纪以后,受地质沉降作用及长江汛期泥沙泛滥的双重影响,北岸的"彭蠡泽"萎缩,今湖口以南逐渐形成的水面不断扩大.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鄱阳湖. 从江西地区自然地理的区域特征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大水系为中心,其间的山脉构成各大水系之间天然的分水岭,形成以流域区分、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各大水系又以鄱阳湖为联系中枢,通过水道把不同流域的地貌单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江西全省不规则的环状组合的地貌格局.分布于省境周围的山脉,既构成省际间的天然分界和分水岭,又不乏山隘关口.所以,江西地区看似封闭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却始终保持着省内各地或省外的水陆交通联系. 安徽省地势 安徽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是很晚的事情.明朝以前,多数王朝都是以长江为界,江南、江北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明朝建都南京,将首都周围划出很大一块跨长江的地域作为畿辅之区,即南京(南直隶).清代,不再以南京为都,改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可是明代的南直隶地域过于臃大,不便于行政管理和政令的推行,于是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为二,设:江苏布政使,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七府和徐州一州;安徽布政使,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州.在地域范围上,与近代的江苏、安徽两省已经完全一致.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分成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之际才最终完成"名副其实"的转变.这个跨江置省的举措在中国政区沿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此长江不再作为划江而治的标志. 安徽省以江北的安庆府和江南的徽州府各取一字而合称,地跨长江、淮河,皖南的新安江又是钱塘江的上游,所以全省横跨三大水系.因先秦此地域内曾属皖国,故简称皖.从自然地理上,自北向南,安徽省由淮北平原、江淮低山丘陵、长江沿岸平原和皖南低山丘陵四个地形区组成. 淮北平原,属淮河以北的淮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除东北部淮北市附近有剥蚀残丘,主要为黄河等河流改道泛滥带来的泥沙的沉积物,是著名的黄泛区.淮北的河流多呈平行状东南流向,因毗邻中原,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农业开发的地区. 江淮低山丘陵,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以大别山主体及其向东北延伸的余脉构成,是江、淮的分水岭.自西向东,海拔从1000米的低山递降至200米左右的丘陵,岗缓谷宽,起伏不大.特别是东淝河与淝水、巢湖南北水道之间的鸡鸣山缓岗洼地,为古代巢淝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条件. 长江沿岸平原,略呈西南—东北走向,主要是由长江及其支流的冲积作用和湖泊的淤积作用而成.受大别山与皖南山地夹峙的影响,此段江流曲折,急缓相间,石质基岩(矶头)出没,多江心洲,沿岸平原宽窄不等,这也制约了古代长江津渡的选址. 皖南低山丘陵,位于长江以南,由西南的低山向东北的丘陵逐渐下伏.由火山喷发的花岗岩组成的黄山、九华山山势雄伟挺拔,其岩性易被侵蚀成柱状,峭壁千仞,在当地湿润气候与植被的配合下,形成云海、温泉、奇松、怪石等著名景观.皖南丘陵地狭,仅种植粮食作物难以养活众多的人口,从而导致当地茶叶经济的兴盛和外出经商的习俗. 江苏省地势 江苏省也是在清朝前期与安徽省由江南分置而成.江苏之得名,系从过去江宁府和苏州府两巡抚的合称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域概念. 江苏是全国地势最低平的一个省区,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米以下,少量的低山丘陵集中在徐淮平原的北部和省西南境的宁镇地区.山地主要有宁镇丘陵、茅山山脉、宜溧山地、云台山,多是相对高度不超过500米,起伏舒缓的山岗或平顶山丘.这些丘陵、山岗与平原的结合部是早期人类社会发育活动的场所,保存着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平原占全省总面积的68%左右,其形成与沂、沭、泗、淮、长江和太湖水系的冲积、洪积密切相关.北部的徐淮平原由沂、沭、泗诸河的下游堆积而成,受历史上黄河夺淮的影响,广泛分布泛滥淤土;洪泽湖系因黄河夺淮后淮河下尾淤高,无河道排泄而壅成.淮河故道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平原,地质史上曾经是濒海泻湖景观,以后在长江、淮河合力冲积下而淤成陆地;盐城、东台一线的"范公堤"就是在古海岸沙堤基础上筑成,此线以西地势低洼,湖泊众多,俗称"锅底",以东滨海一带成陆后,是历史上有名的淮南盐场;近500年黄河夺淮后的洪水泛滥,又改变了苏北平原的环境,为了排涝,苏北逐渐形成人工河网化.通扬运河以南属于长江三角洲,受长江主泓水文动力影响,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沿岸在堆积与侵蚀两种动力间反复变化,也影响着沿江城市的兴衰.太湖平原,古称"震泽",地处长江三角洲,其水系的变迁与地质发展史、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太湖地质上属于凹陷沉降带,海拔仅有3至5米,低于四周.公元8世纪以前有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分流通海,尚无水患之忧.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的太湖高差增大,原本渲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10世纪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不但太湖水面增大,而且周围出现湖泊广布的局面,也造成经常不断的太湖水患.今天苏州、松江之间的湖群多是唐宋以来生成,湖底发现大量北宋文化遗址.对太湖地区水患的治理造就出中国王朝后期一批水利专门人才,也改变了这个地区土地的经营方式,最先孕育了市场经济. 历史上长江口的位置不断向外移动,先秦时期的长江口在镇江、扬州之间,以后随着泥沙堆积日多而逐渐东移.长江三角洲两岸遍布的湖泊河网,为早期运河的开凿提供了便利,也成就了中国的运河工程,始终没有离开江苏省. 江淮与江南地缘政治结构 古代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域称作淮甸或曰淮南.唐代曾设置淮南道,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大致点明了它的地域范围.江淮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南北分治时争夺的战场.所谓: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也就是说江淮间对于江南政权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当北方势力南下,强弩之末不能跨江而平南时,多愿划江而分治,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不会以淮河为界.可是,江南政权一般不会答应,即使无力北伐,也必定要再聚集力量,争取小胜之后而以淮河为界.因为,南方政权深知弃淮南则江南亦不可保. 正是江淮之间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导向,元、明、清三朝一反前代按山川形势走向划分的规律,改变江淮之间单独设置一个行政区划的惯例,而采取跨长江建省级地方行政区划. 明初,建都于南京,畿辅之制必须在首都附近划出相当大的一个区域作为直隶京师的一级行政区,于是将经济依赖区:苏、松、常、镇诸府,祖坟故乡凤阳府,以及大江南北的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徽州诸府,全部划在一个南直隶大行政区内,在首都南京四周形成屏蔽.又割长江以北、大别山、桐柏山以南的淮河上游入湖广行省,这样长江不再成为行政区划的界限.由于太湖以北的苏州、常州等府,南京以南的宁国、徽州等府已划归南直隶,于是太湖以南剩余的府单独组成了浙江省,福建也与浙江脱离,独立为省.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定都南京,与清朝划江而守,分庭抗礼.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御史陈廷经曾条陈变通疆域,拟把江苏的江南、苏北划为两省.曾国藩奉旨复陈,力持不可.他说:"查苏皖未分之时,跨江淮而为省……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为二,……然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此等大事,似不必轻改成宪." 因此,魏源在《圣武记》书中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这种专制王朝晚期人为地划分政区,使地形交错,互相牵连,便于控制的用意一直影响到今天. 思考题: 人为地打破地形限制而划分政区,对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 第二节 "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中原通江南之路 由于我国古代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渭河一线的陕洛盆地,又由于古代交通线路一经开通,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岭,川流众多的地区,往往保持或遵循历史的传统.我们还是以关中为起点,描述外通江南之路及其关节点.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行进,首先要解决穿越秦岭及其余脉、伏牛山、大别山,横渡汉水、淮河、长江等高山大川的险阻. 商山、武关道 "商山--武关道"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襄樊的主要交通线.西安以东的秦岭因山体强烈抬升,渭河谷地的沉降,造成北坡陡峻雄险,没有多少源远流长的河流流入渭河,都是些水短流急的小河.只有灞水流程略长而舒缓,而且源头与山南汉水最长的支流丹江相对,因此,被丹江、灞河连接的孔道是西安通向东南最重要的秦岭交通,历史上又称作:"商山道"或"武关道".这条道路的走向是: 西安--→灞桥--→兰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樊. 灞桥,亦称灞上,今西安市东郊.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襄、邓的交叉口,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灞上,秦王子婴不得不素车白马系颈降于道旁;唐末黄巢大军西指灞上,唐朝守将张直方立刻出降;清末西捻军取道潼关进军关中,"以走制敌",由灞桥佯攻,十里铺设伏,全歼两万余清军.历史上谁若占领灞上,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谁就有可能敲开咸阳或长安的大门. 峣关,"商山--武关道"这条路上虽然"武关"的名声最大,但并非最为险要的关隘.这一段秦岭又名"商山"、"商洛山",峣关即位于黄渭水系与江汉水系的分水岭上,历史上的名称、关址多变.初以临峣山而得名,又称:牧虎关(今商州市西北牧护关镇).秦末刘邦进军关中,曾受阻于此,随绕关逾山;北周武成元年(559)移关至蓝田县南之秦岭北口七盘岭之青泥故城,改名:青泥关,又称:蓝田关(今蓝田县蓝桥).隋大业元年(605)迁回故址. 商县,位处商洛山中,"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地位很重要.当年李闯王就曾在商洛山中休整,养精蓄锐而一举覆明. 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因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咸阳,其名遂显扬.关址"北接高山,南临绝涧",一说旧关在现址南丹江边. 商山--武关道,在北宋以前是关中通向东南的交通动脉,尤其当唐朝后期河朔连兵,汴路漕运不通时,东南贡赋之入,皆溯汉沔至商山下的丹江,再由陆挽转至京师长安.《新唐书·冯行袭传》称此路为"贡道",多次修筑.唐人诗句中多有此道路景致、驿站的记述.唐代江南入京赶考科举的人多选择此途,图其近捷,王贞白《商山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故此道被戏称作"名利路". 这条路沿途物产丰富,多矿泉水.《太平寰宇记》载:"商州上津,色白味甘,治冷疾."秦岭山中出药材、珍禽、娃娃鱼,多铜矿,可以铸钱,故,汉唐以来无论物资运输、政治控御、公私行旅、文化沟通,此道路皆有巨大作用.五代北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汴洛,下江南改走南阳、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商山武关道遂失去往日的热闹. 如图: 南襄隘道 "南襄隘道"指今河南省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古代著名道路,又称:"夏路".豫西为外方山、伏牛山等秦岭东南山地组成,因被众多南北向河流切割侵蚀,形成间断起伏的山地丘陵.南阳盆地是一个碟状盆地,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汉水支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至襄樊东北入汉江.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使南阳盆地不太费力就与黄淮平原相通.由于南阳与襄阳之间的通道并不宽阔,故被称为隘道,又因此道与中原诸夏相通,史称"夏路".《史记·越世家》载:"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云:"楚通诸夏,路出方城". 《太平襄宇记》引习凿齿《襄阳记》:"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当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选择汴(开封)、洛(洛阳)时,"南襄隘道"联系南北交通的作用最突出.北宋时,用兵东南,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于是由首都开封向西南开凿运河,欲接通西南襄、汉漕路,惟方城山难逾.曾经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流入沙、颍二水,接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宋神宗时又开修石塘河由叶县东至周口入颍,还是欲连通叶县西南的南襄隘道.开凿方城运河沟通南阳的白河与中原的黄河与淮河,历史上虽未成功,可是"方城运河"的设想却荫动了当代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师们的心.今天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选线正是按照宋代的设想来开凿,问题是必须修建丹江口水库来提高白河的水位,并靠梯级蓄水才能够越过方城山缺水地带. 在"南襄隘道"上,荆州、襄樊二座城池,各自南北,分别扼住江汉之间南北交通的关节点.即长江和汉江的津渡口,故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地位极为重要.譬如:三国时,关羽守荆州,樊城一战,水淹曹魏七军,名声大震,阻止了北方势力的南下;孙吴吕蒙白衣渡江,关羽坐失荆州,北走麦城,也在"南襄隘道"上丢了脑袋.唐末五代时,高季兴做荆南节度使,由于荆州控制了闽、楚、南汉诸国与中原进贡、贸易的孔道,时常"邀掠",而毫无慙色,居然也把持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方镇.南宋与金、元对峙,以襄樊为前线,襄阳一丢,则江汉诸州相继陷落,半壁江山终不能自保.直到20世纪中叶的解放战争时期,襄樊战役也是国共两个势力互相争夺最惨烈的战场之一.襄阳失手,蒋家王朝在长江中游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 襄阳与荆州、武汉之间,则有汉水或荆州以东的江汉水道相通,陆路也险阻不多.江汉水道,历史上又称"荆楚运河"、"荆南运河",《水经·沔水注》记载楚灵王(公元前540~529年)时在郢都附近开了一条渠,将汉水和江水联系起来,其中主要是利用了一段"杨水".后来楚昭王时(公元 前515~ 489年)伍子胥率吴师伐楚,攻破郢都,开棺鞭尸,也曾利用过这条运河,由汉水经杨水入郢,所以后人又称这条运渎为"子胥渎".西晋对相关河道又进行过整治,《晋书·杜预传》:"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杜预所开杨口,在今湖北荆州与荆门市沙洋镇之间,联络汉水与长江.杨口的开凿,大大缩短了襄阳与江陵之间的水道距离,有利于荆湘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尽管后来常常湮塞,但历朝都予以重视,不断疏浚. 从荆州渡江,可以沿澧(今湖南澧县)、鼎(今湖南常德)、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四州之路直下两广,或东出湖湘,西上黔滇.所以,荆州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江南北与西南、岭南物资的集散地,荆州曾经是最大的茶市就不足为奇了. 江淮之间的交通,在淮河的上、中、下游三段各有线路可循.豫、皖两省交界的洪河口以上为淮河上游,淮河上游江淮间的通道主要是"义阳三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是淮河的中游,中游有寿县--—合肥--—巢湖之间的"巢肥通道";洪泽湖以下之入江水道被视为淮河下游,淮河下游则是利用古邗沟、山阳运河来沟通江淮. "义阳三关" 淮河上游与长江之间横亘着大别山,自古代以来,这一段江淮间的交通道路主要是通过"义阳三关"的陆路联系.《南齐书·州郡志》载"义阳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素为南北兵争要地".早在春秋末年这三条通道就见于记载了.《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吴伐楚,楚左司马沈尹戍谓(令尹)子常有"还,塞大隧、直辕、冥厄"等三隘自后击之语.旧说以三隘比作"义阳三关",石泉先生新探证其误."义阳三关"指河南、湖北交界处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三条通道,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即武阳关、黄岘关和平靖关. 武阳关,居三关之东,故又名"东关";一说即"大隧隘",关址在河南罗山县南,《元和郡县志》称:"礼山关",宋代名"大塞岭". 黄岘关,居三关之中,一说即"直辕隘",在今河南信阳市东南分水岭镇至湖北大悟县北三里镇之间,《元和郡县志》称:"百雁关",东至礼山关一百里,宋代名"九里关". 平靖关,居三关之西,又名"西关"; 一说即"冥厄塞",在今广水市北平靖关镇,是河南信阳西南通湖北应山县的孔道,因山为障,不营濠隍,故曰平靖.东至百雁关一百六十里,宋代称"行者关",用当地语音讹作"恨这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河南省信阳一带为义阳郡,所以称三关为"义阳三关".三关与义阳郡城(今河南信阳)势相首尾,南北朝时期,这一带是南北政权重点争夺的要点.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北魏大将元英率军进攻南梁,曾数次围攻而未能攻克义阳郡治.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死守半年而援军不至,次年,北魏攻占义阳,进而占据黄岘、武阳、平靖三关,取得了对南朝军事战略上的主动.南宋时人语:欲复宛、洛,必自义阳.岳飞自鄂州汉阳军(今武汉之汉阳)北上抗金,即争三关.中原之师南下,克三关,则可以制全楚.古代有"三楚"之说,《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各抵一说,通常以太湖一带的吴为东楚;淮水以北、彭城以西,为西楚,项羽都彭城,称西楚霸王;楚故郢都所在之江陵南郡为南楚.元、明、清建都北京,南下湖广,多采"义阳三关"之道,而不再走南襄隘道.近代兴修铁路,更开通武胜关隧道,而成常途. 巢肥通道 今安徽省江北地区的淮河与长江之间,大别山逶迤东去,逐渐过渡为比较低平的丘陵地带,成为江淮间的分水岭.在这片丘陵的中部,有一个蜂腰地段,大约在今肥西县北境的将军岭与合肥市西北郊的衔接处,有源头比较接近的施、肥二水南北分流.施水,又称南淝水,南流入于巢湖;淝水,又称东淝水,北流入于淮河.沿此二水而行,水陆相辅,可出入于淮南、江北,这就是巢肥通道,是我国古代发展较早的江淮间南北通道之一.巢湖南有河流与长江相通,沿巢肥通道南下过长江的渡口有二:一在马鞍山市南郊之采石矶,一在与裕溪口相对的芜湖.今皖南东部丘陵地带至江苏太湖周围,古代有"江东"之称,是由于从巢肥通道南下渡江的这段长江是近乎南北走向,依渡口方位而言,渡江东去,故称"江东",而不称江南. 历史上巢湖、芜湖与江西北部一带有"吴头楚尾"之称,因其地是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交界处,且有南北通道相连,东西头尾相接.上古时期,长江风大浪急,古人尚未能驾驭舟船利用江航,吴楚交兵时,吴国军队多由此渡江入淮,再西行至荆楚.再有一例,20世纪60年代在安徽寿县发现战国中期楚王颁发给鄂君运输货物的通行凭证----"鄂君启节"四件,其中舟行水程之节一件,车行陆程之节三件.根据节的铭文提供的交通路线资料可知,楚人溯汉水而上,利用伏牛山的方城隘口(今河南叶县西南),有一条东南向的车道,经象禾(今河南泌阳北象河关)、畐焚(今河南遂平)、繁阳(今河南新蔡北),借助一段淮河,而到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和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再利用淝水、巢湖南下入江,水陆途程描述了上古时代长江中游与下游间的联系. 吴王夫差开邗沟通江淮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历代不断整修,水路交通条件渐渐优于巢肥通道.特别是隋炀帝大运河修成,江淮间以水运联系为主,原寿县、庐江、巢县、和县一线的巢肥通道降为一般的交通线.渡江地点东移至扬州、镇江之间,那段长江主航道是东西方向的,所以苏南~太湖地区不再称"江东"而习惯以"江南"称之了."江东"一词常见于先秦、秦汉史籍,"江南"一词多见于唐宋以后书籍,东、南二字之替换,表明不同时期江淮间南北通道主干线的转移. 邗沟(江淮运河) 洪泽湖以下的淮河下游从公元十二世纪黄河向南改道夺淮以后,先是与黄河共用一条出海河道,继之被泥沙淤塞,不再有单独入海的下游河道.可是,江淮下游之间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春秋时代,就开始用人工开凿的运河来沟通淮河与长江间的交通.那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古邗沟,以后经历代整修而一直使用到今天的大运河江淮段. 邗沟,《左传》哀公九年载"吴城邗,沟通江淮".说的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平楚、服越之后,雄心勃勃,欲北上中原,一争霸主,遂在今扬州城北的蜀岗上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向北开凿运河以沟通江、淮二水,故名"邗沟".当时镇江与杨州间的江面宽40里,邗城西南滨临长江,邗沟即由此绕城南而东北流,经今高邮县南之武广、陆阳二湖之间,北入樊梁湖,又东绕博芝、射阳二湖,再折返西北,至今淮安城北之末口入淮.邗沟主要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存在于江淮之间的一些泻湖联缀而成,故流程曲远.以后,历代都曾对江淮之间的水道进行改造,工程主要是改造连通长江、淮河的运口,修建闸堰,截弯取直,新凿漕渠.最终形成淮阴至扬州之间的南北大运河,并留下"中渎水"、"山阳渎"、"扬楚运河"、"淮南运河"等历史名称. 古今江淮运河形势最大的差异是历史时期江淮运河的水是从南向北流的,而随着黄河夺淮后泥沙的不断堆积,北部河床淤高,导致现在的水流是由北向南流.所以,今天这一段运河不得不靠修建电力扬水站来人工提高长江的水流来补充. 思考题: 用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举例说明通江南之路 第三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先秦时代,中原人总结选址筑城的原则是:"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江南早期城邑基本上也都是遵循这一原则,在丘陵山岗上筑城,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址移向靠近江、河、湖、陂等水域之区,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充分利用江南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条件,沟通城市与经济腹地的联系.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其一,长江沿岸的城市,大都经历过城址自长江两岸的丘陵岗地向长江支流入江口转移的过程.先是依托临水的矶头筑城,一俟城址在长江沿岸确定,其后的发展演化同长江对江岸的侵蚀或堆积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其二,历史上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城市,大都经历过由单纯的军事防御职能向行政兼工商业中心双重功能的转化,在水运条件便利的地方更为显著.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使该区域的城市更具特色. 其三,江流对沿岸的侵蚀作用强烈,便于发展城市商业码头;河流对江岸以堆积作用为主,虽不利于开辟码头,却为沿江城市范围的拓展提供了土地条件. 其四,江流沿岸有开阔的冲积平原,适宜发展农业经济.因此,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江南城市,只有选建在开阔的河谷地带,才能获得城市成长的持续力. 其五,中国历史上多次北方对南方的移民浪潮,使江南人口增长,土地得到开发.随着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垦辟,地区商品交换的繁盛,城镇逐渐从长江的主要支流向更小的支流上游迈进,呈现出条带状溯源分布的规律,构成流域型城镇分布体系. 郢与荆州 楚国都郢,故址在今荆州市城北八公里.因位于纪山南,俗称纪郢.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东徙陈,该城荒废.但是,郢都控江扼湖,西通巫、巴,北向中原,东连吴越,地处十字型水陆交通冲要的优越地理区位没有丧失,只不过被其南侧后起的荆州城所接替.秦汉以降,南郡、荆州持续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治所即今荆州老城,2000年来城址始终未移动,说明其城市选址的优越.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沿长江则多为要地.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云:"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唐朝安史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朝廷财政依赖江南,南方财赋往往要通过荆襄水陆联运转往关中,为荆鄂等城市发展带来生机.唐末五代,高季兴据有荆州,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其货币.至季兴之子高从诲时,由于北方商旅不至,境内遂告贫乏,显然可见,这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荆州的繁荣是分不开的.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诏毁襄汉荆湘诸城,江陵的地位才渐渐跌落,让位给湖广行省的治所武昌.郢都、荆州能够成长为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是与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的变迁息息相关的,长江干流及其周围水域肥沃的土地,既蕴育了这座都会兴盛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也塑造了东达吴越、西抵巴蜀、北上中原、南下湘粤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历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壮大,其城址无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交通形势稳定,城市则历久不衰,交通态势改变,城市必然中落或发生城址转移.历史上的长江主泓在荆州地区是不断向南摆荡的,楚建郢都时,长江干流在今荆州城下,故,荆州城凭借濒江利济之势能从楚国的船官码头一跃而成区域中心城市.唐、宋之际,由于江水主泓继续南移,荆州城南淤积成滩,津渡码头转移到沙头市(今沙市).航船移泊沙市,沿江形成物资集散的商业市镇,荆州城独存行政衙署.一座城市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分离必定会影响它的发展,这是荆州从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跌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原因还不仅仅于此.明代以后,长江荆江河道的散漫与水害水患愈演愈烈,全国政权中心从中原渐次移到北京,尤其是从荆州渡江已经不便,也都影响和改变了长江中游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的选位.明后期黄汴《天下水陆路程》记载了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的道路:自荆州府渡大江,六十里,方至对岸公安县;而北京至河南、湖广、广西三省水陆途程,由汉口渡江,仅七里,即至武昌府.渡江距离相差如此之大,显然,以荆州为长江的主要渡口,南下北上的优势已经丧失.所以,作为江汉平原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必定要被武昌府及后来的武汉三镇所取代. 襄樊 襄樊是"南襄隘道"南端的汉水津渡,由南岸的襄阳和北岸的樊城组成.襄阳城市的起源是军事控守型的渡口城市,两汉时地位不显,东汉末刘表据荆州,治襄阳,凭此城之险要以阻北方势力南下,其地位方显重要.六朝时期,南阳衰落后,襄阳与夏口继起,一度为荆州治,《水经·沔水注》描述襄阳城"北枕沔水","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襄阳逐渐成为荆楚地区北部的重镇.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同时存在南北两个政权的时候,襄樊总是被拖入战火.无论三国、南北朝,还是宋金、宋元的对峙,襄樊都有很多历史战迹的记载.即便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当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襄樊之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永远被后人所铭记.宋代陈亮曾经说过:襄樊"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 陈亮一语道破了襄樊的地理位置正是造成这座城市屡遭战火之由. 襄樊城也并不总是遭际战火,她也有和平发展的一面,襄樊的城市地位与城市功能是同步增长的.襄阳和樊城隔江相望,唇齿相依,襄阳城址选建在檀溪流入汉水的东南侧,湍急的江流成为屏障.这条溪水因为东汉末年刘备为逃避追杀,"的卢马跃檀溪"而闻名于世,后来为防止汉江水啮城脚而修筑了老龙堤,檀溪改从襄阳城东南流入汉水.历代襄阳城都是以军事防守功能为主,故而不仅城墙修建得又高又厚,城壕亦很宽深.特别是西北城角建筑尤为强固,世人据《晋书·朱序传》将此城与东晋朱序母亲助儿修城一事相联系,并谓之"夫人城".实际情况是由于襄阳城西北角正对汉水主泓冲蚀,故历代强固西北城角,而东北城外江岸堆积愈重,因此后世又扩筑襄阳城东北隅,而成现在的形制.襄阳城内建筑多是官衙和官绅住宅,街道规整,体现典型的地方行政控守功能.樊城是汉江对岸以商业化功能为主的城镇,是当年沿汉水上下的南北货物集散地与转搬码头,战时也总是首当其冲.城市建成区沿汉水江岸伸展,纵深不大,城市内沿街尽是店铺和行商会馆,南宋末始筑城墙,一直没有发展成州县级建制城市.历史上樊城的水路运输与商业功能导致城市的繁华压胜襄阳,因此今日襄樊城市的发展仍然以江北樊城为主,可以想见其滞后力. 武汉 公元前后,武汉一带还是湿地与沼泽相间的云梦泽的东际边缘,秦汉时代设置的郡县都分布在东南部丘陵地区.汉魏之际,云梦泽的范围收缩,平原、洼地增多,惟有石英砂岩构成的龟山和蛇山高高突起于江边,隔江对峙,而又俯视汉水(古称夏水、沔水)入江之口,形势险要,颇适合于古代城市选址.今日华中地区重镇武汉即起源于古代的夏口.夏口之名,始见于东汉末,地处长江、汉水汇合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宋书·何尚之传》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经东晋六朝的不断经营,夏口(改称郢州、鄂州)逐渐从单纯的军事控守城市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武汉三镇的兴起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城址选择上的共性、与功能上的差异. 武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公元223年孙权最先在今蛇山北侧筑夏口城,公元501年梁武帝为夺夏口,遣曹景宗于夏口城东北筑曹公城;公元八世纪,唐朝在夏口城的基础上向东、南、北三面扩展而筑鄂州城,城周15里;公元1371年,明朝再次向东、西、南拓城,形成周16里椭圆形的武昌府城.城内主要街道、建筑布局,背依蛇山而南向,是一座以官署为主的行政中心城市. 唐代中叶,淮西抗拒王朝,使鄂州凭借輨毂襄汉运线而繁荣起来.其一,关中中原百姓沿襄汉南下,鄂州户口急剧增加."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二,鄂州为鄂岳观察使治所,是促进鄂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半个世纪里,鄂城经历了三次整治和扩建.唐敬宗以前的鄂城仅相当于现在的武昌,宝历二年将沔州汉阳废归鄂州,为现今武汉三镇格局之滥觞.可见唐中后期是武汉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然.两宋鄂州、汉阳军隔江遥望,鄂州为地方行政中心,汉阳军为阻挡金元势力南下的军事前进基地,各得其所.元明清时期,因于此处渡江之便利,南北站赤、驿路的干线从荆襄东移至此,给武昌、汉阳城市的发展以更便利的条件. 汉阳,早期城址也是依托龟山而建,东汉末的沌阳城、临嶂城离夏口还有一段距离,最先出现在龟山北侧的是东汉末所筑却月城.三国时孙吴在龟山西南侧背山面江筑鲁山城,以应援夏口城;以后,南朝齐、梁继续在此基础上毁而复建;公元621年唐朝始建汉阳城,城址脱离龟山而选在西南的凤栖山侧,为的是南临汉水.汉阳城市的选址与汉水入长江河口的位置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基本职能是军事守控或北进的跳板.城市的发展受制于东南长江中沙洲的变化,其中以鹦鹉洲的变迁为著.在汉水下尾河道改变之前,汉阳的军队驻屯与江汉水路转输功能很强,汉水改道之后,让位给汉口镇.19世纪以来,汉阳变成中国近代兵器制造加工业的巨头. 汉口,明末清初汉口镇兴起,由盐船集泊分销之地,到南北商品汇集之区,取代了今汉川县境内原有的商业中心刘家塥镇,经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新兴的商业市镇.但在明代汉口镇的主体并不是在今汉口城区范围内,而是在汉水南岸、龟山以北的狭小地带.直到明朝末年,汉水北岸修筑起防御后湖的袁公堤,使今汉口城区的水患大为减轻,商业迅速上升,汉口镇的主体才渐渐从南岸转移到今天的汉正街.明末清初的战乱,汉口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可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汉口镇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局势稳定之后,又很快复兴.清朝"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穷于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物品畅茂",商品种类丰富,流通量大,流通区域广阔,商路四通八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于1861年正式开埠.从此,汉口经济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开埠后的汉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及广阔的内地市场,迅速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腹地、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枢纽.近代工业的兴起,是汉口由商业重镇向工商业城市转变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汉口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商业繁荣,手工业落后.开埠后,外商纷纷在汉口投资设厂,到1911年,汉口的外资工厂已达76家.官办、官商合办以及民办工业也发展很快,其中汉口燮昌火柴石年产量居全国之冠,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则是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正是这些工业企业的创建,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奠定了汉口经济近代化的基础. 长沙 楚国自迁郢都之后,大力开拓经营江南.在长沙、湘潭等地发现春秋时代有陶鬲、盆、罐葬器的楚墓,说明楚文化已经对长江以南产生了影响,但是,楚人真正进入长沙一带则是战国时期.湖南已发掘的战国时期楚墓三千余座,绝大部分出于长沙地区,特别是浏城桥、湘乡牛形山发现的贵族墓葬,足以说明长沙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楚人的军事要邑.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还有丰富的铅矿.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楚人经略长沙地区,目的是为了"南平百越",在今湖南益阳、德山、湘乡、衡阳、资兴等地相继出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驻地. 秦灭楚以后,将长沙及其周围9县辟为长沙郡,治湘县(今长沙市).因史禄修通灵渠,使湘江成为中原与岭南之间的联系渠道,长沙城址临湘江而建,具有交通方面的优势.西汉长沙郡亦形势控制岭南,而且因1972年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汉墓而负盛名."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长沙郡的稻作农业已名冠江表,西晋,将长江以南的长沙、衡阳等8郡统归湘州,仍治长沙城.六朝时代,湘水与洞庭湖流域成为江左政权粮食基地之一.唐宋时代长沙称潭州,物产多受称道,其得以繁荣之因,盖在交通尔.岳、衡、鼎、永州是荆湖地区的重镇,各州通过湘、资、沅、澧诸水及其支流,将荆湖、岭外的物资集中于潭州城下,然后由潭州发运北上.潭州发展成荆湖以南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自元代开始,从京城大都(今北京市)出发南下的主要驿路(站赤制度)是在武昌过长江,再沿湘江而下两广,从此更加优化了长沙的地位.明朝先后有几个皇帝都将自己的儿子封为长沙王,长沙城内广建王府,濒江一带成为商业区,城市规模发展得最大.但是,从清代以来的300年里,长沙城又屡遭战火摧残,旧城破败不堪. 可能正是由于长沙处在大江南北、五岭内外的交界面上,孕育出中国近300年来颇具特色而不能等闲视之的湖湘文化. 南昌 楚国向南拓疆,因东有勾吴抗阻,西有强秦遏制,北有诸夏抵挡,楚国能拓展的地域,只能是湘、赣二水中下游.《太平寰宇记》萍乡:"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也,因此名县." 近年以来,在江西赣江流域,相继出土具有明显楚风的春秋晚期遗物,证明春秋战国之际,楚人势力已达于赣江中游及其以西的萍乡一带.江西地处"吴头楚尾"之南,应当是楚、越两国间的瓯脱之地.赣江流域汉晋以前,生产并不发达,豫章郡,立郡虽早,可到汉末仍旧是"素少谷".东晋南朝时,长江北岸的彭蠡泽萎缩消失,鄱阳湖还未有广阔的水域,今江西省境的重要城市是统管10郡的江州(治寻阳,今九江). 南昌城,作为豫章郡治,西汉灌婴始筑,周10里,位于今南昌东南.隋改豫章郡为洪州,唐代分江南为东西两道,采访使驻洪州(今南昌市),在灌婴城西北重筑新城,近年南昌已经发现唐代洪州城墙基和青砖构筑的城墙.唐代洪州"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说明唐朝洪州的农业与丝织业已繁盛.天宝年间,洪州有户五万余,有口三十三万余,仅稍次于太湖周围各州,洪州财富的殷实与人口增长是有来由的.赣水源自南岭,沿赣水上溯,越大庾岭,西南行可达韶州(今广东韶关).玄宗开元年间,开凿大庾岭新路,以利行人,成为通岭南的大道.岭外商贾越岭而下,商货沿赣水而集于洪州.诗人杜牧评论洪州"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唐肃宗时两京粮饷不继,江淮度支使征洪州波斯胡商财,以补时用,"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洪州商胡之富有,于唐宋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赣江、大庾岭道被开辟为五岭南北交通的常途,对洪州的兴起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五代南唐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并建南都于此,奠定了南昌的城市规模,并为宋代所继承,城墙周长比唐城扩展了近一倍,共设16座城门.南宋时截去城东北一隅,明朝又将临江的西城墙内缩30步,而最终形成现今南昌老城的规模.赣江自西南向东北绕大半个南昌城流淌,城市南北街道近乎平行地向东延伸,横街比较短,反映出城市受赣江影响逐步向东延展的趋势.城西比城东商业发达,显然也与赣江码头的货物集散和买卖有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西成为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在战火中南昌的声名也愈加显赫. 南京 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唯一有史可征的城邑是楚人所建的金陵.如果追溯南京城址的起源,应提到越国在公元前472年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所筑的周回二里八十步"越城"(今南京城西冶城山).据《左传》定公十八年"夫差冶铸于此",也有人援引《丹阳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认为是孙吴所为,目前尚无考古材料证断其所筑年代.今南京市及江苏省大部,春秋时属吴国领土,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遂纳入越国的版图;后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江东尽成楚国的疆域.楚人在今南京清凉山上置金陵邑(今俗称:石头城),以加强军事防范,南京古称金陵,即得名于此.吴大帝孙权增筑故金陵邑为都,并改称建业.东晋建兴元年(313),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南京及其周围各县不断发现楚国的墓葬和文物,从而证明南京城市的起源与春秋、战国之际吴、越、楚三个诸侯国在江东地区势力的消长有很大的关系.金陵城之建为的是控扼旧吴越之地,其址正处于旧时吴楚大道的东端. 南京处于长江下游向北突出的长江弯头.南京以上,江面宽阔,曲流多夹江,流速低;南京以下,沿江岗垄连绵,江岸稳定而流急.公元前后,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镇江之间,距离南京不遥.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南京一带已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渡口,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在自然条件方面,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虎踞龙蟠的山川形势之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所以,六朝以建康为都正是看中其地的凭险可守与经济富庶,而日见繁盛.六朝建康城背靠鸡笼、覆舟二山,南抵秦淮河,城周二十里;北部建宫城,南部为市廛,一条南北御道纵贯全城,与宫城前的横街组成T字型城市主干框架,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奠定了模式. 隋朝平陈,虽然因建康是南朝故都,下诏平毁,但是南京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因之而有所变化,城市很快又恢复起来.时人描述"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南京北濒长江,"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 ,正是由于它具有辐射范围极为广泛便利的交通条件,因而能够很快重新繁荣起来.唐宋以后,沟通中原的江淮、江南运河不经过南京,给南京城市的持续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其繁盛与知名度不能与江南数州相比,但是,南京却可以利用与太湖流域近便的地理条件而不相羸.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明朝立国之始,以南京为都,而朱元璋划出长江南北8府统归京城,将周围所产尽归己用.这一人为的政策更给了南京城市的发展如虎添翼.也正是在明朝的时期,南京城完成了三重城垣的修建,其不规则的城墙轮廓,正如跨长江而划定若大区域作为畿辅,一样没有先例,竟使南京城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形制中城垣周长最大又最无规矩者. 明南京城的地势,"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以内".正是由于南京城将原六朝建康、五代江宁旧城周围的山岗、湖泊尽包于城内,西临长江,以求险阻,所以城墙曲折,今实测城周37140米.另加筑外城,城周近80公里,今已圮毁,仅留下姚坊门(今称尧化门)、麒麟门、高桥门等地名而已. 明代的宫阙建于南京城东,城南秦淮河、聚宝门与三山门之间是百工货场、商铺林立的城市商业、手工业区,官贵宅第处于城市中央.明清之际,南京也是文人名士聚集的中心,许多明清小说都是以南京市民景物为素材而成书.19世纪中叶以后,南京城开埠,对外通商,铁路与长江航运集于一身,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南京城又曾经做过太平天国政权和中华民国的首都,城市重新有过规划和建设,同时也多次遭遇战火的劫难,南京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多彩的历史印痕.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城市 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开始以前,值得一书的是江北的扬州和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这四府城市.松江的情况后来被上海取代,所以,只介绍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和上海. 扬州 与江南的那几座城市相比,江北的扬州在历史上曾经长期独领风骚,而且在唐朝中后期也确曾被誉为"扬一益二"而名躁一时. 古代扬州城市的兴起完全得惠于江淮运河的开凿. 扬州,最初的城址——邗城建于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之上,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开邗沟通江淮的同时兴筑的.当时的蜀岗是长江北岸的阶地,宽广干燥,北有溪河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于城市聚落的兴起.而岗下的平地尚为江水泛滥之河漫滩,沮洳卑湿,不堪居住.迄至隋朝统一之际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挟带的泥沙不断在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泓南移,江岸至今三汊河、扬子桥、施桥一线,蜀岗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人开垦成田,辟宅建寺.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岗下而南,却仍置官衙于蜀岗之上,唐初亦然,扬州大都督府衙等也集中在蜀岗上,未曾移下平地.隋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靠近蜀岗下的平地,沿运河两岸卜居择处.这就导致以后唐宋扬州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行政机构和工商业居民区相脱离的趋势.不过,从近年扬州市唐朝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以中晚唐最为丰富,初唐文物极少,说明唐朝前期,蜀岗下尚未极度繁荣.蜀岗下运河两岸发展到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所云:"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的局面,应该是公元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安史之乱,天下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江淮地区由于未遭受战乱,人户增值,经济崛起,中央政府对东南八道供应的依赖逐渐加强,邗沟的漕运愈来愈频繁和重要.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相交会的襟喉之地,又是海外船只到发锚地.尤其在刘晏改进裴耀卿的漕运转般法之后,"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扬州成为东南物资集散之地,万船攒动,日益繁荣,才终于发展成为江淮间富甲天下的城市. 在城市建筑形制方面,明朝以前扬州的官署衙门始终在蜀岗上,称"衙城"、"牙城".平面布局沿袭唐中叶以前封闭的坊制式规划,城垣方正规整,开四门,内部为十字街格局.蜀岗下为扬州罗城,也保持了四方规整的外廓,运河穿城而过,称作官河.城内街区因服从于运河码头职能的需要,仓场、馆驿和市肆多濒城内官河两岸而设,依桥、道而延伸.唐人描写扬州市井繁盛的诗句:"十里长街市井连,"(张祜),"夜桥灯火连星汉"(李绅),"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反映了扬州罗城的城市景观.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为盐铁转运使,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从此,淮南运河主干不由城内官河,改傍罗城东南城垣而行,今天的大运河仍然绕城外而行.市肆、民宅等工商业区受运河机制吸引趋向城东部发展,罗城西部渐渐冷落萧疏.所以五代后周世宗柴容和北宋初年李重进两次重筑扬州城皆依托唐罗城东南隅而建,收缩西城垣.这个向东南发展的趋势一直被南宋扬州大城及明、清新旧二城所继承. 明清扬州的繁荣勿需多言,主要受制于制盐技术发展的影响,它所提供的淮盐比其它地区的盐更有竞争力.尽管这是政府的专买专卖,但市场上对不同地区盐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者食盐习惯的影响. 19世纪末,受黄河决流的影响,大运河阻涩,停漕改折,部分江南物资改海运上供,使扬州经济一蹶不振.津浦铁路修成以后,南北陆路交通的便利超过运河航运,而且铁路不走扬州城下,更导致扬州城的颓势难以挽回. 镇江 镇江的前身是京口,为六朝时江南地区仅次于建康的另一大商业都会.其城"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故商旅会萃,是南北交通咽喉,军事经济重镇.孙权初镇丹徒,谓之京城,后迁建业,于此置京口镇.西晋平吴,于此置晋陵郡.晋元帝渡江,北方南渡流民多集中于此,侨置徐、兖二州,收治南徙之民.自孙吴至陈,京口北带长江,西倚建康,为建康东面的门户.而真正使这座城市繁富的机会是隋唐江南运河开通并经其城下. 东晋元帝时,欲由江南运粮西出京口,于郡城东南立丁卯埭(今镇江市丁卯桥附近)节制水量,使江南运河移出江北口于晋陵郡城下.晋陵郡城址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东南花山湾,其罗城遗迹已于1984年被发现.六朝时期此城因山为垒,凭高据险,显示出军事控守功能.隋、唐改晋陵郡置润州,唐朝中叶,运河出江口京口堰,改在北固山西侧,润州因绾毂运口,过往船只皆需停靠在京口堰内候长江潮生而越堰."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随着江南运河水运日渐繁忙,候潮越堰的人员往来不断,买卖、客馆、仓储业纷纷出现,堰口一带渐成市井,镇江城市向西扩展.两宋时期,镇江城新建面积已经几倍于旧京口城,并出现了大市、小市、马市、米市和菜市等五个市场.城市性质逐渐摆脱单一的军事行政职能,而向商业、手工业及水运转输中心发展.明代由镇江北运的江南物资年吞吐量一百多万石,超过荆湖地区,其商业之繁华仅次于苏州.镇江城市规模一直保持到清朝中叶,1858年镇江辟为商埠,在宋代城址与长江岸之间形成新的港埠区,形成有西洋风格的新市区.近代的镇江经济以绸布业、木材、桐油、南北土特产转输交易为主,1907年进出口贸易最盛时曾经达到三千五百多万两白银.有钱庄六十余家. 近年来长江主河道向北偏,镇江江岸由侵蚀冲刷转变为淤积为主,沙洲靠岸,港口淤塞,影响了镇江城市的持续发展. 常州 常州城址位于宁镇丘陵向东南太湖平原延伸的结合部,运河对这座城市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造成状如纺锤的城市轮廓,与常见的中国古代四方规整的城市形制大相径庭.常州城的繁荣是五代至南宋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结果.城市西北角的"内子城"是宋以前地方行政职能中心,也是常州城市最早起源的地段,城市发展以"内子城"为依托,向南拓展,并沿运河的走势,逐渐向两端伸展. 常州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分化突出.各级衙署配置在城市的中心区段或旧城内,占据较大的空间,主要的官绅住宅靠近这个区段,行政与官绅住宅区构成城市建筑的主体之一和传统的文化风貌.新兴起的商业街在旧城外发育,并以运河为长轴,不断延伸,集中了接待运河行旅的楼馆,交易买卖的店铺,形成商业中心地段和新的住宅区.街道以沿运河走向的长街和伸向河沿的短巷为主,宅院房屋的排列,随河、巷走势取便安置,体现出淡化象征意念,追求实用功能的价值观.手工业作坊、外地移入的平民和杂业从事者的简陋棚屋分布在距离临河商业市街稍远的外围区坊.沿运河分布的城市建筑,反映出城市服务的对象以运河行旅为主,更多考虑交通之便.繁华的商业街构成衙门以外的城市副中心,以及另外一种文化景观. 由于运河水运功能的刺激,常州城的匠户、商人较多,"苏、松、常三郡,市浮于农".明中叶逐渐出现手工业占优势,农业退其次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尤以生产"宫梳名篦"闻名,并以匠户行业命名坊巷.城市经济以织绢、印染、冶炼、木器为重. 苏州 苏州城在江南最受人青睐.建城历史由来已久,公元前六世纪吴国创建姑苏大城,从此以后城址始终未变,可见其选址之优越.苏州的纺织品久负盛名,苏州的山水园林更在闹中取静,玲珑剔透,令人流连忘返.说到苏州城市的繁盛,还应从8世纪说起,时当唐朝安史乱后,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苏州的人户较前有增.太湖周围适于农耕,江南海塘的修建为围湖排潦垦殖提供了条件.五代十国,江南安定的局面使太湖周围继续得到开发.苏州城墙也在此时复建甃砖.宋代的苏州升为平江府,从现存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出城市规制颇为壮观.一街一河,并行排列,城市内外水、陆相通,图上有桥359座,显现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家家门外泊舟航的水城景象.宋代太湖水利的开发,圩田的建设,优良稻种的引进,促进了苏州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体现为原料、产品的集散、加工已经有了行业组织,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明初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解决了苏州地势低洼水患严重的问题,加之明永乐时期江南运河的重新开通,运输技术的改进,苏州发展成对周围地区具有集散职能的重要城市,苏州的经济地位已经取代了杭州.清朝的苏州,在专制统治下发展了以丝织品业为代表,私人控制的区域经济模式,而与扬州的官方控制的制盐产业有所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丝织品生产受到规模更大的棉产品贸易的竞争,在棉、丝产品品种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其出口不断多样化.除此之外,苏州还是茶叶、纸张等商品的供销地,其生产消费的腹地逐渐遍及整个太湖区域的城镇和乡村.同时还伴随着手工业分工逐渐严格的专业化,大量纺纱工、织工、染工、裁缝,还有运输和商业工人涌入苏州城.所有这些发展表现在苏州城市规模上,被古老的城墙所包围的城市概念被突破,在6座城门之外都出现了工厂、商铺、街道和住宅,尤其是西北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发展得更火.虽然苏州的开埠晚至1895年,可是得益于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与广阔的土特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本地市场,苏州竟被外国人夸张为"生活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人民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区域". 上海 今天上海市中部有一条偏西北东南走向的远古时代的自然堤,谓之冈身,即今天的金山、闵行、奉贤、嘉定一线,它就是古时的海岸线.距今6000--45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上古至秦汉的遗迹,都只在冈身迤西发现,说明今日上海地区成陆是很晚的.今考古发掘在浦东严桥发现唐代的陶片,当时该地可能是小渔村,说明大约到了8世纪的唐代,浦东才成陆.上海的前身应当是唐代华亭县(治所在今松江县)的青龙镇,它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也是繁华的港口,今天的上海市区当时还只是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旁的一个渔村.北宋,渔村逐渐发展成繁华的港口,天圣年间,官府设立上海务,收取酒税.自宋代以来,吴淞江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水道逐渐变窄,同时海岸线日渐东移,青龙镇离海口越来越远,失去了作为港口的地理优势.扬帆而来的船舶改由上海浦入江,并于今市区外滩迤南十六铺一带的江岸下锚,使上海务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港口.南宋咸淳年间(1267年),政府在此设立上海镇,这是上海纳入地方建制之始.所以,上海地区民间长期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谚语. 上海的崛起,是由于吴淞江河道在11至12世纪的摆动,这种摆动使一度繁荣的青龙镇永远地衰落下去.上海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从13世纪开始引种的棉花,以及不断兴起的棉花种植技术的革新.棉花是三角洲地区的大宗农产品,从元朝至明朝的三百年间,上海地区的农业、棉纺织业日益发展,逐步取代了渔业和盐业.明初,因吴淞江泻水不畅,太湖下游之水移泻于上海的另一条河流黄浦江,加之官方的疏导,黄浦江越来越宽,后来上海浦也被黄浦江浸没,黄浦江终于取代吴淞江成为纵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江.上海县的航运也日益发展,而上海真正得到起飞的机遇则是19世纪大运河衰落以后,每年从江南运往北方的贡米改由海路运输,从而更刺激了上海城市商业转输功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直到1842年上海开埠之前,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城址即今南市区豫园所在地,旧城被圆形的城墙环绕,一条十字街构成主要的马路,街道又窄又短,与城北的洋房高楼相比,很难想象它也曾是上海.但是,开埠以后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余年,到1865年上海就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对外和国内贸易的首要地位.从开埠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为止,上海对外贸易额始终占有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将近半数.1869年6月2日的《北华捷报》用"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来形容上海在全国港口城市中的地位. 上海的地理区位极其优越.它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门户.从我国沿海航线看,上海正处在中国沿海南北洋航路的中间,位置十分适中.上海位于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富饶的长江流域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的经济腹地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长江三角洲,二是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三是整个长江流域,四是整个中国.所以,研究上海史的罗兹·墨菲形象地描述上海的地理条件说:"上海城市,从地形学上讲,位于从西面和北面向它汇合的华东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长江及其支流,把中国特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 清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书局刻印了《南北洋全图》,其中《南洋全图》、《北洋全图》详细绘出以长江为分界的航路及口岸.这个形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的东南沿海城市交通网络,主体是以上海为轴心的展翼式沿海航运体系.以长江为轴线,南侧一翼为南洋航线,连通浙、闽、粤、桂和安南诸港;北侧一翼为北洋航线,连接苏、鲁、直隶、盛京、朝鲜、日本.同时,上海又是越洋至欧美大洲的航运枢纽.长江航道和上述沿海航线形成一个T字型框架,对上海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譬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出口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清朝前期,曾经人为地规定只开广州一口独揽海外贸易,长江中游地区生丝、茶叶等物资的出口,不得不翻越五岭山脉,才能到达唯一准许与外国人商贸的广州港.但是,由于长江沿岸的开放,使全流域的物资得以经由长江的天然航道,运抵上海. 良好的交通网络使上海在清朝末叶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约有40多个港口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物资交往,与上海内贸往来的重要港埠大都集中在沿海或沿江地区,它们成为上海对内贸易的重要纽带,其中内地的汉口、华北的天津、东北的营口、华南的广州是上海埠际贸易的四大支柱.通过这些港埠牵系及其级差市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总汇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国内商品流动网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内贸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经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工业加工业中心于一体,跃居中国首位都市了. 思考题: 点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它城市的历史地理 第四节 经济与文化的重合:富庶与人才 在中国历史的两宋之际完成了经济重心从中原向江南的转移,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 谭其骧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时,曾经利用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统计过来自明代两直隶13省的内阁大学士数目.因为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个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各地区文化水平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道75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86人,四省占总数的53%,因此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19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20人,江西吉安一府得10人,尤为突出.谭其骧先生又指出,《明史》中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之外,编次为《儒林传》,共著录115人,其中 江西35人,居第一;浙江26人,居第二;南直隶18人,居第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重心区与文化重心区是重合的,也可以说,富庶带来人才. 思考题: 1.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是否一致?举例说明. 2.试分析长江中下游的历史文化区和文化特征 参考书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9年 《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 《江西地理》,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伍新福:《湖南通史》,湖南出版社,1994年 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982年 高冠民、窦秀英:《湖南自然地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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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地理网上讲义之四 第四章 长江中下游地区:鄂、湘、赣、苏、皖 纲目: 1."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2."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中原通江南之路 3.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4.经济与文化的重合:富庶与人才 第一节 "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华中区,大致位于秦岭和南岭之间,西起巫山、雪峰山东侧,东际于海.地跨北纬24~34°、东经103~123°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季风明显交替,四季分明.降水量比较丰沛,自南向北递减. 长江为区域内主要水系,支流发育繁茂,干支流水量均很丰富.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段,自江西湖口至长江口为下游段.长江从宜昌脱离山峡之后,水面落差减小,水流缓慢,江面宽阔(2000~650米不等),河道分叉曲折,摆荡不定,构成典型的陆上三角洲地貌景观.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荆江河道尤其婉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由于流速缓慢,泥沙淤积多,每当汛期来临,极易造成溃堤泛滥灾害,自古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类似的分叉弯曲河道还出现在长江武穴至湖口江段,由于受两岸山地丘陵的夹峙,下陷新地质构造的影响,自龙坪长江发育出第二个陆上三角洲地貌,即九江冲积扇.长江中游的这两个陆上三角洲冲积扇导致类似的鹅颈式分汊河道,长江主河道自北向南的偏转,地貌上分别在长江北岸出现过两个古湖泊:云梦泽和彭蠡泽,又相继消失.由于同样的河床演变,又导致长江南侧的湘、赣北部先后出现了洞庭湖与鄱阳湖.从而影响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活动. 总体来看,整个长江中下游江段,河道的特征为叉流多,曲流多,沙洲多;两岸的湖泊多,矶头多,给长江行船、津渡、码头的选位既有利也有不便.湖泊在汛期起则起着容蓄调洪的作用.受地质条件与湿热气候影响,华中地区的土壤以黄棕壤和红壤为主.黄棕壤分布于江北及鄂北、陕南及豫西南的丘陵低山,红壤分布于长江以南广大的低山、丘陵区,气候与土壌性质对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作物品种和经营方式的改变,有所影响. 湖北省地势 湖北省地跨长江,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形成这样一个地域空间的历史并不很长,大约从北宋以后逐步完成.本省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被山地和丘陵环绕,中南部为低湿平原,略成盆地之势.大致以光化(老河口)经南漳到宜昌一线为界分为鄂东、鄂西两大部分. 西部为鄂西山地,其中又以长江为界,分为由秦岭东段、武当山、大巴山东段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北山地,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南山原.鄂西北山地群峰耸立,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森林密布;鄂西南山原山高谷深,一般海拔虽然也在1500米左右,但是山顶平广,具有高原性山地特征,适合于旱作农业的经营. 鄂省东部是以长江、汉水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为主体.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堤垸纵横,历史时期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富庶之地.江汉平原的东部因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在与河南、安徽两省之间由大洪山和大别山组成鄂东北丘陵地区,在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有幕阜山构成的鄂东南丘陵. 湖北省水系以长江为骨干,受地形影响,武汉以上各支流从两侧汇注,构成向心状的长江水系.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脱离峡谷,水流减缓,在枝江至城陵矶之间形成荆江河曲,有如"九曲回肠",历史上多次发生裁弯取直,新旧河道变迁不定,也影响了这一段长江的津渡.汉水从陕南流入本省,自宜城进入江汉平原,水势同样减缓形成曲流,故有"曲莫如汉"之称.湖北是全国湖泊最多的一个省份,而且集中在江汉平原,总数超过1000个.这些湖泊也有过历史变迁,最著名者为"云梦泽". 春秋时期的文献《国语》、《左传》分别记载楚国有楚王狩猎之区:云梦,狩猎区内的湖沼泽薮为云梦泽.一千多年来,古人常常错将云梦指为云梦泽,并与洞庭湖混为一谈.经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证实:云梦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沼的多种地貌形态的综合体,面积广阔几乎覆盖整个江汉平原.而云梦泽仅指云梦狩猎区内的部分湖沼泽薮景观,面积并没有大得能跨越长江.公元四世纪以来,由于长江、汉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云梦泽逐渐消亡成陆,而留下以洪湖为首的众多小湖群.早期长江荆江河段曾经以分流的形式穿过古云梦泽地区,随着北面淤高,云梦泽消失,江水向南汇流,终于发育成典型的曲流河床.所以,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河床形态的形成,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自然地理的历史变迁也影响了江陵荆州地区长江津渡的盛衰. 湖南省地势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北宋置荆湖南、北路,以汨罗江、洞庭湖、雪峰山为界,南路简称湖南.元、明实行行省制,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湖广行省.清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并移偏沅巡抚驻长沙,为湖南建省之始;雍正元年(1723)改为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巡抚,湖南省正式成为一级政区建制.因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江贯穿南北,又简称湘. 湖南属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湘西为海拔1000~1500米之间山势雄伟的武陵山、雪峰山脉,是进入贵州高原的屏障.雪峰山是资水和沅水的分水岭,也是湖南省湘东、湘西两大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湘南有南岭山脉,呈东西方向延伸,是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多山间盆地,历史上很早就形成南北交通孔道.湘东的幕阜、连云、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向,既将湖南与江西两省分隔,山脉的走势又未使两省封闭.湘中为丘陵与盆地相间的湘江河谷与冲积平原.湘北主要为湘、资、沅、澧四水尾闾汇入的洞庭湖湖积平原,地势平坦,堤垸纵横,河港交织,湖塘众多.湖南全省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与江西省地势相似. 湖南省水系主要是湘、资、沅、澧四水与洞庭湖.虽然全省河流纵横密布,但是受省内地形东、南、西三面高而北部低的影响,所有干支河流最终都汇入洞庭湖,形成树支状扇形水系.全省大多数城镇都是沿着这些河流的干支流域而逐渐发展起来.湘江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与桂江上源之间有秦代开凿的灵渠相通,湘江纵贯省境,为荆湘与粤桂的交通提供了条件. 洞庭湖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属构造湖.由于地壳升降,泥沙淤积,经历了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山海经·中山经》记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说明先秦时期,今洞庭湖区还是一个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直道秦汉时期,湘、资、沅、澧四水也分别流入长江.从公元4世纪至19世纪中叶,受地质沉降作用与长江荆江段筑堤的影响,长江分流之水汇入洞庭平原,原来的沼泽平原形态演变成浩渺的湖泊.据历史记载东晋开始筑堤防水,洞庭湖区正处在沉降时期,形成湘、资、沅、澧四水入湖的局面.唐宋至清朝中叶,是洞庭湖扩展的全盛期,汛期湖水面积约为现今湖面的2.3倍,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逐步形成和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是洞庭湖的淤塞萎缩期.清末至民国初年,形成了长江虎渡、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分流入湖的局面,由于藕池、松滋两口流量大,输沙多,荆江入湖泥沙剧增,淤洲加速扩展,湖面缩减为前一时期的90%左右.民国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泥沙淤积更为迅速,围垸造田之势愈来愈盛,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 根据湖南省山地、丘陵、河谷、盆地的分布与环境分异,全省可以划分为7个自然地理区: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湘东平行岭谷区、湘江中下游红岩丘陵盆地区、涟邵石灰岩丘陵与盆地区、南岭山地区、湘西山地区和湘西北山原区.在历史时期,湖南的自然地理势对地方行政区与文化区的划分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两湖地缘政治结构 长江中游南北的江汉与洞庭平原,历史上曾整合为一体,号曰:两湖、湖广.虽与后世的湖北、湖南两省并不完全重合,却大致相当.上古时代属于《尚书·禹贡》九州分野的荆州之域,大体仍处于"蛮夷"所居的"荒服"之列.西周春秋之际,活跃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境)一带群蛮之一的楚人,吞并诸群蛮部落而立国.其疆域北抵汉水以北,南不过洞庭,建都江汉平原,故,当地又称:荆楚.楚都几经迁移,最终形成以郢都(今荆州市北纪南城)为中心,掩有江汉的楚国.随后,楚国的触角伸向长江以南的洞庭,但当时楚人整个目光都盯住中原,未在长江以南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战国时,楚国完成了对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征服,为加强统治和管理,设立黔中郡以辖之,郡治在今常德市.楚国前期的疆域,覆盖了长江与汉水中游的广大地区,将襄汉、荆湘整合为一体.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派司马错发兵伐楚,攻占楚黔中郡地.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以为南郡,楚国被迫东迁淮河流域.三十年(前277),秦国重设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辖地已大于楚之黔中郡地,囊括今湖南省大部,远达川东、鄂西、黔东部分地区,中心在沅水的中下游.秦统一六国之后,于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湘水流域置长沙郡,湘、沅二水流域有不同属之倾向.西汉置13部刺史,荆州刺史,奉诏六条察巡地域跨大江南北,后汉、孙吴荆州为一级行政建制,地域又似整合.以后东晋南朝隋唐宋元历代,洞庭湖南北长期没有成为一个整合的行政地域,只有元朝平南宋后的至元年间以及明朝设置湖广行省,两湖曾是完整的行政地域. 在两湖地域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个区域中心,先是,江陵(今荆州市)一支独秀,"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继之襄阳、鄂州(今武昌)崛起,出现三个中心分领荆南、山南东、鄂岳三镇的局面.此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基于长江中游究竟以荆州渡口为便,还是以武昌渡江为便.湖湘则出现潭州(今长沙)、鼎州(今常德)分镇东西的局面,此形势的出现也是由于长江中游不同的津渡点及其所联系的交通方向所决定.这一分划不但影响了地缘政治结构,而且导致湖南省的方言有了湘语与北方官话之别.两湖地区,"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既处于中国地理大势的结合部,也必然成为连通两翼宏观大区的通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云:"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顾氏纵论湖广形势,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江西省地势 江西省的地势,东、南、西三面山峦起伏,中部为河谷丘陵,北部为鄱阳湖平原,总地势是南部及东西两侧较高,中部和北部比较平坦.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70%.省境东北部为东北——西南走向,近乎平行排列的黄山余脉、怀玉山和武夷山脉,怀玉山,是鄱阳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是赣、闽两省的界山,古代东西方向的交通都曾利用了赣东北山脉的走势.南部为南岭山地,有九连山、大庾岭等,大庾岭既是赣粤两省之间的屏障,同时岭上的梅关也是跨越南岭的交通咽喉.西部有九岭山、幕阜山、罗霄山等山脉,亦成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为湘、赣交通提供了条件.中部主要是丘陵与赣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盆地,以吉(安)泰(和)盆地最宽阔.北部鄱阳湖平原,又称豫章平原或鄱阳盆地,为冲积、湖积平原. 江西的河流均发源于省境东、南、西三面山地,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五大水系,并依山势向中部和北部聚汇,形成了鄱阳湖,然后经湖口注入长江.全省河流大多有通航能力.历史时期的鄱阳湖,古代称"彭蠡泽",经历过沧桑巨变.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今天的鄱阳湖曾是一片被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地貌,"彭蠡泽"的大面积水体在长江北岸.五世纪以后,受地质沉降作用及长江汛期泥沙泛滥的双重影响,北岸的"彭蠡泽"萎缩,今湖口以南逐渐形成的水面不断扩大.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鄱阳湖. 从江西地区自然地理的区域特征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大水系为中心,其间的山脉构成各大水系之间天然的分水岭,形成以流域区分、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各大水系又以鄱阳湖为联系中枢,通过水道把不同流域的地貌单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江西全省不规则的环状组合的地貌格局.分布于省境周围的山脉,既构成省际间的天然分界和分水岭,又不乏山隘关口.所以,江西地区看似封闭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却始终保持着省内各地或省外的水陆交通联系. 安徽省地势 安徽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是很晚的事情.明朝以前,多数王朝都是以长江为界,江南、江北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明朝建都南京,将首都周围划出很大一块跨长江的地域作为畿辅之区,即南京(南直隶).清代,不再以南京为都,改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可是明代的南直隶地域过于臃大,不便于行政管理和政令的推行,于是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为二,设:江苏布政使,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七府和徐州一州;安徽布政使,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州.在地域范围上,与近代的江苏、安徽两省已经完全一致.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分成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之际才最终完成"名副其实"的转变.这个跨江置省的举措在中国政区沿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此长江不再作为划江而治的标志. 安徽省以江北的安庆府和江南的徽州府各取一字而合称,地跨长江、淮河,皖南的新安江又是钱塘江的上游,所以全省横跨三大水系.因先秦此地域内曾属皖国,故简称皖.从自然地理上,自北向南,安徽省由淮北平原、江淮低山丘陵、长江沿岸平原和皖南低山丘陵四个地形区组成. 淮北平原,属淮河以北的淮河流域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除东北部淮北市附近有剥蚀残丘,主要为黄河等河流改道泛滥带来的泥沙的沉积物,是著名的黄泛区.淮北的河流多呈平行状东南流向,因毗邻中原,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农业开发的地区. 江淮低山丘陵,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以大别山主体及其向东北延伸的余脉构成,是江、淮的分水岭.自西向东,海拔从1000米的低山递降至200米左右的丘陵,岗缓谷宽,起伏不大.特别是东淝河与淝水、巢湖南北水道之间的鸡鸣山缓岗洼地,为古代巢淝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条件. 长江沿岸平原,略呈西南—东北走向,主要是由长江及其支流的冲积作用和湖泊的淤积作用而成.受大别山与皖南山地夹峙的影响,此段江流曲折,急缓相间,石质基岩(矶头)出没,多江心洲,沿岸平原宽窄不等,这也制约了古代长江津渡的选址. 皖南低山丘陵,位于长江以南,由西南的低山向东北的丘陵逐渐下伏.由火山喷发的花岗岩组成的黄山、九华山山势雄伟挺拔,其岩性易被侵蚀成柱状,峭壁千仞,在当地湿润气候与植被的配合下,形成云海、温泉、奇松、怪石等著名景观.皖南丘陵地狭,仅种植粮食作物难以养活众多的人口,从而导致当地茶叶经济的兴盛和外出经商的习俗. 江苏省地势 江苏省也是在清朝前期与安徽省由江南分置而成.江苏之得名,系从过去江宁府和苏州府两巡抚的合称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域概念. 江苏是全国地势最低平的一个省区,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米以下,少量的低山丘陵集中在徐淮平原的北部和省西南境的宁镇地区.山地主要有宁镇丘陵、茅山山脉、宜溧山地、云台山,多是相对高度不超过500米,起伏舒缓的山岗或平顶山丘.这些丘陵、山岗与平原的结合部是早期人类社会发育活动的场所,保存着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平原占全省总面积的68%左右,其形成与沂、沭、泗、淮、长江和太湖水系的冲积、洪积密切相关.北部的徐淮平原由沂、沭、泗诸河的下游堆积而成,受历史上黄河夺淮的影响,广泛分布泛滥淤土;洪泽湖系因黄河夺淮后淮河下尾淤高,无河道排泄而壅成.淮河故道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平原,地质史上曾经是濒海泻湖景观,以后在长江、淮河合力冲积下而淤成陆地;盐城、东台一线的"范公堤"就是在古海岸沙堤基础上筑成,此线以西地势低洼,湖泊众多,俗称"锅底",以东滨海一带成陆后,是历史上有名的淮南盐场;近500年黄河夺淮后的洪水泛滥,又改变了苏北平原的环境,为了排涝,苏北逐渐形成人工河网化.通扬运河以南属于长江三角洲,受长江主泓水文动力影响,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沿岸在堆积与侵蚀两种动力间反复变化,也影响着沿江城市的兴衰.太湖平原,古称"震泽",地处长江三角洲,其水系的变迁与地质发展史、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太湖地质上属于凹陷沉降带,海拔仅有3至5米,低于四周.公元8世纪以前有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分流通海,尚无水患之忧.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的太湖高差增大,原本渲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10世纪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不但太湖水面增大,而且周围出现湖泊广布的局面,也造成经常不断的太湖水患.今天苏州、松江之间的湖群多是唐宋以来生成,湖底发现大量北宋文化遗址.对太湖地区水患的治理造就出中国王朝后期一批水利专门人才,也改变了这个地区土地的经营方式,最先孕育了市场经济. 历史上长江口的位置不断向外移动,先秦时期的长江口在镇江、扬州之间,以后随着泥沙堆积日多而逐渐东移.长江三角洲两岸遍布的湖泊河网,为早期运河的开凿提供了便利,也成就了中国的运河工程,始终没有离开江苏省. 江淮与江南地缘政治结构 古代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域称作淮甸或曰淮南.唐代曾设置淮南道,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大致点明了它的地域范围.江淮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南北分治时争夺的战场.所谓: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也就是说江淮间对于江南政权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当北方势力南下,强弩之末不能跨江而平南时,多愿划江而分治,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不会以淮河为界.可是,江南政权一般不会答应,即使无力北伐,也必定要再聚集力量,争取小胜之后而以淮河为界.因为,南方政权深知弃淮南则江南亦不可保. 正是江淮之间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导向,元、明、清三朝一反前代按山川形势走向划分的规律,改变江淮之间单独设置一个行政区划的惯例,而采取跨长江建省级地方行政区划. 明初,建都于南京,畿辅之制必须在首都附近划出相当大的一个区域作为直隶京师的一级行政区,于是将经济依赖区:苏、松、常、镇诸府,祖坟故乡凤阳府,以及大江南北的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徽州诸府,全部划在一个南直隶大行政区内,在首都南京四周形成屏蔽.又割长江以北、大别山、桐柏山以南的淮河上游入湖广行省,这样长江不再成为行政区划的界限.由于太湖以北的苏州、常州等府,南京以南的宁国、徽州等府已划归南直隶,于是太湖以南剩余的府单独组成了浙江省,福建也与浙江脱离,独立为省.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定都南京,与清朝划江而守,分庭抗礼.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御史陈廷经曾条陈变通疆域,拟把江苏的江南、苏北划为两省.曾国藩奉旨复陈,力持不可.他说:"查苏皖未分之时,跨江淮而为省……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为二,……然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此等大事,似不必轻改成宪." 因此,魏源在《圣武记》书中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这种专制王朝晚期人为地划分政区,使地形交错,互相牵连,便于控制的用意一直影响到今天. 思考题: 人为地打破地形限制而划分政区,对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 第二节 "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中原通江南之路 由于我国古代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渭河一线的陕洛盆地,又由于古代交通线路一经开通,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岭,川流众多的地区,往往保持或遵循历史的传统.我们还是以关中为起点,描述外通江南之路及其关节点.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行进,首先要解决穿越秦岭及其余脉、伏牛山、大别山,横渡汉水、淮河、长江等高山大川的险阻. 商山、武关道 "商山--武关道"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襄樊的主要交通线.西安以东的秦岭因山体强烈抬升,渭河谷地的沉降,造成北坡陡峻雄险,没有多少源远流长的河流流入渭河,都是些水短流急的小河.只有灞水流程略长而舒缓,而且源头与山南汉水最长的支流丹江相对,因此,被丹江、灞河连接的孔道是西安通向东南最重要的秦岭交通,历史上又称作:"商山道"或"武关道".这条道路的走向是: 西安--→灞桥--→兰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樊. 灞桥,亦称灞上,今西安市东郊.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襄、邓的交叉口,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灞上,秦王子婴不得不素车白马系颈降于道旁;唐末黄巢大军西指灞上,唐朝守将张直方立刻出降;清末西捻军取道潼关进军关中,"以走制敌",由灞桥佯攻,十里铺设伏,全歼两万余清军.历史上谁若占领灞上,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谁就有可能敲开咸阳或长安的大门. 峣关,"商山--武关道"这条路上虽然"武关"的名声最大,但并非最为险要的关隘.这一段秦岭又名"商山"、"商洛山",峣关即位于黄渭水系与江汉水系的分水岭上,历史上的名称、关址多变.初以临峣山而得名,又称:牧虎关(今商州市西北牧护关镇).秦末刘邦进军关中,曾受阻于此,随绕关逾山;北周武成元年(559)移关至蓝田县南之秦岭北口七盘岭之青泥故城,改名:青泥关,又称:蓝田关(今蓝田县蓝桥).隋大业元年(605)迁回故址. 商县,位处商洛山中,"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地位很重要.当年李闯王就曾在商洛山中休整,养精蓄锐而一举覆明. 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因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咸阳,其名遂显扬.关址"北接高山,南临绝涧",一说旧关在现址南丹江边. 商山--武关道,在北宋以前是关中通向东南的交通动脉,尤其当唐朝后期河朔连兵,汴路漕运不通时,东南贡赋之入,皆溯汉沔至商山下的丹江,再由陆挽转至京师长安.《新唐书·冯行袭传》称此路为"贡道",多次修筑.唐人诗句中多有此道路景致、驿站的记述.唐代江南入京赶考科举的人多选择此途,图其近捷,王贞白《商山诗》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故此道被戏称作"名利路". 这条路沿途物产丰富,多矿泉水.《太平寰宇记》载:"商州上津,色白味甘,治冷疾."秦岭山中出药材、珍禽、娃娃鱼,多铜矿,可以铸钱,故,汉唐以来无论物资运输、政治控御、公私行旅、文化沟通,此道路皆有巨大作用.五代北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汴洛,下江南改走南阳、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商山武关道遂失去往日的热闹. 如图: 南襄隘道 "南襄隘道"指今河南省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古代著名道路,又称:"夏路".豫西为外方山、伏牛山等秦岭东南山地组成,因被众多南北向河流切割侵蚀,形成间断起伏的山地丘陵.南阳盆地是一个碟状盆地,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汉水支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至襄樊东北入汉江.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使南阳盆地不太费力就与黄淮平原相通.由于南阳与襄阳之间的通道并不宽阔,故被称为隘道,又因此道与中原诸夏相通,史称"夏路".《史记·越世家》载:"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云:"楚通诸夏,路出方城". 《太平襄宇记》引习凿齿《襄阳记》:"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当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选择汴(开封)、洛(洛阳)时,"南襄隘道"联系南北交通的作用最突出.北宋时,用兵东南,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于是由首都开封向西南开凿运河,欲接通西南襄、汉漕路,惟方城山难逾.曾经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流入沙、颍二水,接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宋神宗时又开修石塘河由叶县东至周口入颍,还是欲连通叶县西南的南襄隘道.开凿方城运河沟通南阳的白河与中原的黄河与淮河,历史上虽未成功,可是"方城运河"的设想却荫动了当代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师们的心.今天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选线正是按照宋代的设想来开凿,问题是必须修建丹江口水库来提高白河的水位,并靠梯级蓄水才能够越过方城山缺水地带. 在"南襄隘道"上,荆州、襄樊二座城池,各自南北,分别扼住江汉之间南北交通的关节点.即长江和汉江的津渡口,故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地位极为重要.譬如:三国时,关羽守荆州,樊城一战,水淹曹魏七军,名声大震,阻止了北方势力的南下;孙吴吕蒙白衣渡江,关羽坐失荆州,北走麦城,也在"南襄隘道"上丢了脑袋.唐末五代时,高季兴做荆南节度使,由于荆州控制了闽、楚、南汉诸国与中原进贡、贸易的孔道,时常"邀掠",而毫无慙色,居然也把持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方镇.南宋与金、元对峙,以襄樊为前线,襄阳一丢,则江汉诸州相继陷落,半壁江山终不能自保.直到20世纪中叶的解放战争时期,襄樊战役也是国共两个势力互相争夺最惨烈的战场之一.襄阳失手,蒋家王朝在长江中游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 襄阳与荆州、武汉之间,则有汉水或荆州以东的江汉水道相通,陆路也险阻不多.江汉水道,历史上又称"荆楚运河"、"荆南运河",《水经·沔水注》记载楚灵王(公元前540~529年)时在郢都附近开了一条渠,将汉水和江水联系起来,其中主要是利用了一段"杨水".后来楚昭王时(公元 前515~ 489年)伍子胥率吴师伐楚,攻破郢都,开棺鞭尸,也曾利用过这条运河,由汉水经杨水入郢,所以后人又称这条运渎为"子胥渎".西晋对相关河道又进行过整治,《晋书·杜预传》:"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杜预所开杨口,在今湖北荆州与荆门市沙洋镇之间,联络汉水与长江.杨口的开凿,大大缩短了襄阳与江陵之间的水道距离,有利于荆湘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尽管后来常常湮塞,但历朝都予以重视,不断疏浚. 从荆州渡江,可以沿澧(今湖南澧县)、鼎(今湖南常德)、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四州之路直下两广,或东出湖湘,西上黔滇.所以,荆州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江南北与西南、岭南物资的集散地,荆州曾经是最大的茶市就不足为奇了. 江淮之间的交通,在淮河的上、中、下游三段各有线路可循.豫、皖两省交界的洪河口以上为淮河上游,淮河上游江淮间的通道主要是"义阳三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是淮河的中游,中游有寿县--—合肥--—巢湖之间的"巢肥通道";洪泽湖以下之入江水道被视为淮河下游,淮河下游则是利用古邗沟、山阳运河来沟通江淮. "义阳三关" 淮河上游与长江之间横亘着大别山,自古代以来,这一段江淮间的交通道路主要是通过"义阳三关"的陆路联系.《南齐书·州郡志》载"义阳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素为南北兵争要地".早在春秋末年这三条通道就见于记载了.《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吴伐楚,楚左司马沈尹戍谓(令尹)子常有"还,塞大隧、直辕、冥厄"等三隘自后击之语.旧说以三隘比作"义阳三关",石泉先生新探证其误."义阳三关"指河南、湖北交界处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三条通道,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即武阳关、黄岘关和平靖关. 武阳关,居三关之东,故又名"东关";一说即"大隧隘",关址在河南罗山县南,《元和郡县志》称:"礼山关",宋代名"大塞岭". 黄岘关,居三关之中,一说即"直辕隘",在今河南信阳市东南分水岭镇至湖北大悟县北三里镇之间,《元和郡县志》称:"百雁关",东至礼山关一百里,宋代名"九里关". 平靖关,居三关之西,又名"西关"; 一说即"冥厄塞",在今广水市北平靖关镇,是河南信阳西南通湖北应山县的孔道,因山为障,不营濠隍,故曰平靖.东至百雁关一百六十里,宋代称"行者关",用当地语音讹作"恨这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河南省信阳一带为义阳郡,所以称三关为"义阳三关".三关与义阳郡城(今河南信阳)势相首尾,南北朝时期,这一带是南北政权重点争夺的要点.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北魏大将元英率军进攻南梁,曾数次围攻而未能攻克义阳郡治.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死守半年而援军不至,次年,北魏攻占义阳,进而占据黄岘、武阳、平靖三关,取得了对南朝军事战略上的主动.南宋时人语:欲复宛、洛,必自义阳.岳飞自鄂州汉阳军(今武汉之汉阳)北上抗金,即争三关.中原之师南下,克三关,则可以制全楚.古代有"三楚"之说,《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各抵一说,通常以太湖一带的吴为东楚;淮水以北、彭城以西,为西楚,项羽都彭城,称西楚霸王;楚故郢都所在之江陵南郡为南楚.元、明、清建都北京,南下湖广,多采"义阳三关"之道,而不再走南襄隘道.近代兴修铁路,更开通武胜关隧道,而成常途. 巢肥通道 今安徽省江北地区的淮河与长江之间,大别山逶迤东去,逐渐过渡为比较低平的丘陵地带,成为江淮间的分水岭.在这片丘陵的中部,有一个蜂腰地段,大约在今肥西县北境的将军岭与合肥市西北郊的衔接处,有源头比较接近的施、肥二水南北分流.施水,又称南淝水,南流入于巢湖;淝水,又称东淝水,北流入于淮河.沿此二水而行,水陆相辅,可出入于淮南、江北,这就是巢肥通道,是我国古代发展较早的江淮间南北通道之一.巢湖南有河流与长江相通,沿巢肥通道南下过长江的渡口有二:一在马鞍山市南郊之采石矶,一在与裕溪口相对的芜湖.今皖南东部丘陵地带至江苏太湖周围,古代有"江东"之称,是由于从巢肥通道南下渡江的这段长江是近乎南北走向,依渡口方位而言,渡江东去,故称"江东",而不称江南. 历史上巢湖、芜湖与江西北部一带有"吴头楚尾"之称,因其地是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交界处,且有南北通道相连,东西头尾相接.上古时期,长江风大浪急,古人尚未能驾驭舟船利用江航,吴楚交兵时,吴国军队多由此渡江入淮,再西行至荆楚.再有一例,20世纪60年代在安徽寿县发现战国中期楚王颁发给鄂君运输货物的通行凭证----"鄂君启节"四件,其中舟行水程之节一件,车行陆程之节三件.根据节的铭文提供的交通路线资料可知,楚人溯汉水而上,利用伏牛山的方城隘口(今河南叶县西南),有一条东南向的车道,经象禾(今河南泌阳北象河关)、畐焚(今河南遂平)、繁阳(今河南新蔡北),借助一段淮河,而到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和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再利用淝水、巢湖南下入江,水陆途程描述了上古时代长江中游与下游间的联系. 吴王夫差开邗沟通江淮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历代不断整修,水路交通条件渐渐优于巢肥通道.特别是隋炀帝大运河修成,江淮间以水运联系为主,原寿县、庐江、巢县、和县一线的巢肥通道降为一般的交通线.渡江地点东移至扬州、镇江之间,那段长江主航道是东西方向的,所以苏南~太湖地区不再称"江东"而习惯以"江南"称之了."江东"一词常见于先秦、秦汉史籍,"江南"一词多见于唐宋以后书籍,东、南二字之替换,表明不同时期江淮间南北通道主干线的转移. 邗沟(江淮运河) 洪泽湖以下的淮河下游从公元十二世纪黄河向南改道夺淮以后,先是与黄河共用一条出海河道,继之被泥沙淤塞,不再有单独入海的下游河道.可是,江淮下游之间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春秋时代,就开始用人工开凿的运河来沟通淮河与长江间的交通.那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古邗沟,以后经历代整修而一直使用到今天的大运河江淮段. 邗沟,《左传》哀公九年载"吴城邗,沟通江淮".说的是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平楚、服越之后,雄心勃勃,欲北上中原,一争霸主,遂在今扬州城北的蜀岗上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向北开凿运河以沟通江、淮二水,故名"邗沟".当时镇江与杨州间的江面宽40里,邗城西南滨临长江,邗沟即由此绕城南而东北流,经今高邮县南之武广、陆阳二湖之间,北入樊梁湖,又东绕博芝、射阳二湖,再折返西北,至今淮安城北之末口入淮.邗沟主要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存在于江淮之间的一些泻湖联缀而成,故流程曲远.以后,历代都曾对江淮之间的水道进行改造,工程主要是改造连通长江、淮河的运口,修建闸堰,截弯取直,新凿漕渠.最终形成淮阴至扬州之间的南北大运河,并留下"中渎水"、"山阳渎"、"扬楚运河"、"淮南运河"等历史名称. 古今江淮运河形势最大的差异是历史时期江淮运河的水是从南向北流的,而随着黄河夺淮后泥沙的不断堆积,北部河床淤高,导致现在的水流是由北向南流.所以,今天这一段运河不得不靠修建电力扬水站来人工提高长江的水流来补充. 思考题: 用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举例说明通江南之路 第三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先秦时代,中原人总结选址筑城的原则是:"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江南早期城邑基本上也都是遵循这一原则,在丘陵山岗上筑城,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址移向靠近江、河、湖、陂等水域之区,以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充分利用江南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条件,沟通城市与经济腹地的联系.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其一,长江沿岸的城市,大都经历过城址自长江两岸的丘陵岗地向长江支流入江口转移的过程.先是依托临水的矶头筑城,一俟城址在长江沿岸确定,其后的发展演化同长江对江岸的侵蚀或堆积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其二,历史上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城市,大都经历过由单纯的军事防御职能向行政兼工商业中心双重功能的转化,在水运条件便利的地方更为显著.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使该区域的城市更具特色. 其三,江流对沿岸的侵蚀作用强烈,便于发展城市商业码头;河流对江岸以堆积作用为主,虽不利于开辟码头,却为沿江城市范围的拓展提供了土地条件. 其四,江流沿岸有开阔的冲积平原,适宜发展农业经济.因此,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江南城市,只有选建在开阔的河谷地带,才能获得城市成长的持续力. 其五,中国历史上多次北方对南方的移民浪潮,使江南人口增长,土地得到开发.随着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垦辟,地区商品交换的繁盛,城镇逐渐从长江的主要支流向更小的支流上游迈进,呈现出条带状溯源分布的规律,构成流域型城镇分布体系. 郢与荆州 楚国都郢,故址在今荆州市城北八公里.因位于纪山南,俗称纪郢.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楚东徙陈,该城荒废.但是,郢都控江扼湖,西通巫、巴,北向中原,东连吴越,地处十字型水陆交通冲要的优越地理区位没有丧失,只不过被其南侧后起的荆州城所接替.秦汉以降,南郡、荆州持续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治所即今荆州老城,2000年来城址始终未移动,说明其城市选址的优越. 东晋南朝偏安江左,沿长江则多为要地.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云:"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唐朝安史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朝廷财政依赖江南,南方财赋往往要通过荆襄水陆联运转往关中,为荆鄂等城市发展带来生机.唐末五代,高季兴据有荆州,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其货币.至季兴之子高从诲时,由于北方商旅不至,境内遂告贫乏,显然可见,这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荆州的繁荣是分不开的.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诏毁襄汉荆湘诸城,江陵的地位才渐渐跌落,让位给湖广行省的治所武昌.郢都、荆州能够成长为长江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是与江汉平原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的变迁息息相关的,长江干流及其周围水域肥沃的土地,既蕴育了这座都会兴盛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也塑造了东达吴越、西抵巴蜀、北上中原、南下湘粤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历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发展壮大,其城址无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交通形势稳定,城市则历久不衰,交通态势改变,城市必然中落或发生城址转移.历史上的长江主泓在荆州地区是不断向南摆荡的,楚建郢都时,长江干流在今荆州城下,故,荆州城凭借濒江利济之势能从楚国的船官码头一跃而成区域中心城市.唐、宋之际,由于江水主泓继续南移,荆州城南淤积成滩,津渡码头转移到沙头市(今沙市).航船移泊沙市,沿江形成物资集散的商业市镇,荆州城独存行政衙署.一座城市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相分离必定会影响它的发展,这是荆州从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跌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原因还不仅仅于此.明代以后,长江荆江河道的散漫与水害水患愈演愈烈,全国政权中心从中原渐次移到北京,尤其是从荆州渡江已经不便,也都影响和改变了长江中游的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的选位.明后期黄汴《天下水陆路程》记载了北京至贵州、云南二省的道路:自荆州府渡大江,六十里,方至对岸公安县;而北京至河南、湖广、广西三省水陆途程,由汉口渡江,仅七里,即至武昌府.渡江距离相差如此之大,显然,以荆州为长江的主要渡口,南下北上的优势已经丧失.所以,作为江汉平原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必定要被武昌府及后来的武汉三镇所取代. 襄樊 襄樊是"南襄隘道"南端的汉水津渡,由南岸的襄阳和北岸的樊城组成.襄阳城市的起源是军事控守型的渡口城市,两汉时地位不显,东汉末刘表据荆州,治襄阳,凭此城之险要以阻北方势力南下,其地位方显重要.六朝时期,南阳衰落后,襄阳与夏口继起,一度为荆州治,《水经·沔水注》描述襄阳城"北枕沔水","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襄阳逐渐成为荆楚地区北部的重镇.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同时存在南北两个政权的时候,襄樊总是被拖入战火.无论三国、南北朝,还是宋金、宋元的对峙,襄樊都有很多历史战迹的记载.即便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当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襄樊之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永远被后人所铭记.宋代陈亮曾经说过:襄樊"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 陈亮一语道破了襄樊的地理位置正是造成这座城市屡遭战火之由. 襄樊城也并不总是遭际战火,她也有和平发展的一面,襄樊的城市地位与城市功能是同步增长的.襄阳和樊城隔江相望,唇齿相依,襄阳城址选建在檀溪流入汉水的东南侧,湍急的江流成为屏障.这条溪水因为东汉末年刘备为逃避追杀,"的卢马跃檀溪"而闻名于世,后来为防止汉江水啮城脚而修筑了老龙堤,檀溪改从襄阳城东南流入汉水.历代襄阳城都是以军事防守功能为主,故而不仅城墙修建得又高又厚,城壕亦很宽深.特别是西北城角建筑尤为强固,世人据《晋书·朱序传》将此城与东晋朱序母亲助儿修城一事相联系,并谓之"夫人城".实际情况是由于襄阳城西北角正对汉水主泓冲蚀,故历代强固西北城角,而东北城外江岸堆积愈重,因此后世又扩筑襄阳城东北隅,而成现在的形制.襄阳城内建筑多是官衙和官绅住宅,街道规整,体现典型的地方行政控守功能.樊城是汉江对岸以商业化功能为主的城镇,是当年沿汉水上下的南北货物集散地与转搬码头,战时也总是首当其冲.城市建成区沿汉水江岸伸展,纵深不大,城市内沿街尽是店铺和行商会馆,南宋末始筑城墙,一直没有发展成州县级建制城市.历史上樊城的水路运输与商业功能导致城市的繁华压胜襄阳,因此今日襄樊城市的发展仍然以江北樊城为主,可以想见其滞后力. 武汉 公元前后,武汉一带还是湿地与沼泽相间的云梦泽的东际边缘,秦汉时代设置的郡县都分布在东南部丘陵地区.汉魏之际,云梦泽的范围收缩,平原、洼地增多,惟有石英砂岩构成的龟山和蛇山高高突起于江边,隔江对峙,而又俯视汉水(古称夏水、沔水)入江之口,形势险要,颇适合于古代城市选址.今日华中地区重镇武汉即起源于古代的夏口.夏口之名,始见于东汉末,地处长江、汉水汇合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宋书·何尚之传》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经东晋六朝的不断经营,夏口(改称郢州、鄂州)逐渐从单纯的军事控守城市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武汉三镇的兴起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城址选择上的共性、与功能上的差异. 武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公元223年孙权最先在今蛇山北侧筑夏口城,公元501年梁武帝为夺夏口,遣曹景宗于夏口城东北筑曹公城;公元八世纪,唐朝在夏口城的基础上向东、南、北三面扩展而筑鄂州城,城周15里;公元1371年,明朝再次向东、西、南拓城,形成周16里椭圆形的武昌府城.城内主要街道、建筑布局,背依蛇山而南向,是一座以官署为主的行政中心城市. 唐代中叶,淮西抗拒王朝,使鄂州凭借輨毂襄汉运线而繁荣起来.其一,关中中原百姓沿襄汉南下,鄂州户口急剧增加."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二,鄂州为鄂岳观察使治所,是促进鄂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半个世纪里,鄂城经历了三次整治和扩建.唐敬宗以前的鄂城仅相当于现在的武昌,宝历二年将沔州汉阳废归鄂州,为现今武汉三镇格局之滥觞.可见唐中后期是武汉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然.两宋鄂州、汉阳军隔江遥望,鄂州为地方行政中心,汉阳军为阻挡金元势力南下的军事前进基地,各得其所.元明清时期,因于此处渡江之便利,南北站赤、驿路的干线从荆襄东移至此,给武昌、汉阳城市的发展以更便利的条件. 汉阳,早期城址也是依托龟山而建,东汉末的沌阳城、临嶂城离夏口还有一段距离,最先出现在龟山北侧的是东汉末所筑却月城.三国时孙吴在龟山西南侧背山面江筑鲁山城,以应援夏口城;以后,南朝齐、梁继续在此基础上毁而复建;公元621年唐朝始建汉阳城,城址脱离龟山而选在西南的凤栖山侧,为的是南临汉水.汉阳城市的选址与汉水入长江河口的位置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城市基本职能是军事守控或北进的跳板.城市的发展受制于东南长江中沙洲的变化,其中以鹦鹉洲的变迁为著.在汉水下尾河道改变之前,汉阳的军队驻屯与江汉水路转输功能很强,汉水改道之后,让位给汉口镇.19世纪以来,汉阳变成中国近代兵器制造加工业的巨头. 汉口,明末清初汉口镇兴起,由盐船集泊分销之地,到南北商品汇集之区,取代了今汉川县境内原有的商业中心刘家塥镇,经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新兴的商业市镇.但在明代汉口镇的主体并不是在今汉口城区范围内,而是在汉水南岸、龟山以北的狭小地带.直到明朝末年,汉水北岸修筑起防御后湖的袁公堤,使今汉口城区的水患大为减轻,商业迅速上升,汉口镇的主体才渐渐从南岸转移到今天的汉正街.明末清初的战乱,汉口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可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汉口镇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在局势稳定之后,又很快复兴.清朝"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穷于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物品畅茂",商品种类丰富,流通量大,流通区域广阔,商路四通八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于1861年正式开埠.从此,汉口经济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开埠后的汉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及广阔的内地市场,迅速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腹地、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枢纽.近代工业的兴起,是汉口由商业重镇向工商业城市转变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汉口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商业繁荣,手工业落后.开埠后,外商纷纷在汉口投资设厂,到1911年,汉口的外资工厂已达76家.官办、官商合办以及民办工业也发展很快,其中汉口燮昌火柴石年产量居全国之冠,扬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则是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正是这些工业企业的创建,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奠定了汉口经济近代化的基础. 长沙 楚国自迁郢都之后,大力开拓经营江南.在长沙、湘潭等地发现春秋时代有陶鬲、盆、罐葬器的楚墓,说明楚文化已经对长江以南产生了影响,但是,楚人真正进入长沙一带则是战国时期.湖南已发掘的战国时期楚墓三千余座,绝大部分出于长沙地区,特别是浏城桥、湘乡牛形山发现的贵族墓葬,足以说明长沙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楚人的军事要邑.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还有丰富的铅矿.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楚人经略长沙地区,目的是为了"南平百越",在今湖南益阳、德山、湘乡、衡阳、资兴等地相继出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驻地. 秦灭楚以后,将长沙及其周围9县辟为长沙郡,治湘县(今长沙市).因史禄修通灵渠,使湘江成为中原与岭南之间的联系渠道,长沙城址临湘江而建,具有交通方面的优势.西汉长沙郡亦形势控制岭南,而且因1972年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汉墓而负盛名."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长沙郡的稻作农业已名冠江表,西晋,将长江以南的长沙、衡阳等8郡统归湘州,仍治长沙城.六朝时代,湘水与洞庭湖流域成为江左政权粮食基地之一.唐宋时代长沙称潭州,物产多受称道,其得以繁荣之因,盖在交通尔.岳、衡、鼎、永州是荆湖地区的重镇,各州通过湘、资、沅、澧诸水及其支流,将荆湖、岭外的物资集中于潭州城下,然后由潭州发运北上.潭州发展成荆湖以南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自元代开始,从京城大都(今北京市)出发南下的主要驿路(站赤制度)是在武昌过长江,再沿湘江而下两广,从此更加优化了长沙的地位.明朝先后有几个皇帝都将自己的儿子封为长沙王,长沙城内广建王府,濒江一带成为商业区,城市规模发展得最大.但是,从清代以来的300年里,长沙城又屡遭战火摧残,旧城破败不堪. 可能正是由于长沙处在大江南北、五岭内外的交界面上,孕育出中国近300年来颇具特色而不能等闲视之的湖湘文化. 南昌 楚国向南拓疆,因东有勾吴抗阻,西有强秦遏制,北有诸夏抵挡,楚国能拓展的地域,只能是湘、赣二水中下游.《太平寰宇记》萍乡:"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也,因此名县." 近年以来,在江西赣江流域,相继出土具有明显楚风的春秋晚期遗物,证明春秋战国之际,楚人势力已达于赣江中游及其以西的萍乡一带.江西地处"吴头楚尾"之南,应当是楚、越两国间的瓯脱之地.赣江流域汉晋以前,生产并不发达,豫章郡,立郡虽早,可到汉末仍旧是"素少谷".东晋南朝时,长江北岸的彭蠡泽萎缩消失,鄱阳湖还未有广阔的水域,今江西省境的重要城市是统管10郡的江州(治寻阳,今九江). 南昌城,作为豫章郡治,西汉灌婴始筑,周10里,位于今南昌东南.隋改豫章郡为洪州,唐代分江南为东西两道,采访使驻洪州(今南昌市),在灌婴城西北重筑新城,近年南昌已经发现唐代洪州城墙基和青砖构筑的城墙.唐代洪州"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说明唐朝洪州的农业与丝织业已繁盛.天宝年间,洪州有户五万余,有口三十三万余,仅稍次于太湖周围各州,洪州财富的殷实与人口增长是有来由的.赣水源自南岭,沿赣水上溯,越大庾岭,西南行可达韶州(今广东韶关).玄宗开元年间,开凿大庾岭新路,以利行人,成为通岭南的大道.岭外商贾越岭而下,商货沿赣水而集于洪州.诗人杜牧评论洪州"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唐肃宗时两京粮饷不继,江淮度支使征洪州波斯胡商财,以补时用,"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洪州商胡之富有,于唐宋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赣江、大庾岭道被开辟为五岭南北交通的常途,对洪州的兴起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五代南唐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并建南都于此,奠定了南昌的城市规模,并为宋代所继承,城墙周长比唐城扩展了近一倍,共设16座城门.南宋时截去城东北一隅,明朝又将临江的西城墙内缩30步,而最终形成现今南昌老城的规模.赣江自西南向东北绕大半个南昌城流淌,城市南北街道近乎平行地向东延伸,横街比较短,反映出城市受赣江影响逐步向东延展的趋势.城西比城东商业发达,显然也与赣江码头的货物集散和买卖有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江西成为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在战火中南昌的声名也愈加显赫. 南京 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唯一有史可征的城邑是楚人所建的金陵.如果追溯南京城址的起源,应提到越国在公元前472年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所筑的周回二里八十步"越城"(今南京城西冶城山).据《左传》定公十八年"夫差冶铸于此",也有人援引《丹阳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认为是孙吴所为,目前尚无考古材料证断其所筑年代.今南京市及江苏省大部,春秋时属吴国领土,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遂纳入越国的版图;后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江东尽成楚国的疆域.楚人在今南京清凉山上置金陵邑(今俗称:石头城),以加强军事防范,南京古称金陵,即得名于此.吴大帝孙权增筑故金陵邑为都,并改称建业.东晋建兴元年(313),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南京及其周围各县不断发现楚国的墓葬和文物,从而证明南京城市的起源与春秋、战国之际吴、越、楚三个诸侯国在江东地区势力的消长有很大的关系.金陵城之建为的是控扼旧吴越之地,其址正处于旧时吴楚大道的东端. 南京处于长江下游向北突出的长江弯头.南京以上,江面宽阔,曲流多夹江,流速低;南京以下,沿江岗垄连绵,江岸稳定而流急.公元前后,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镇江之间,距离南京不遥.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南京一带已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渡口,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在自然条件方面,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虎踞龙蟠的山川形势之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所以,六朝以建康为都正是看中其地的凭险可守与经济富庶,而日见繁盛.六朝建康城背靠鸡笼、覆舟二山,南抵秦淮河,城周二十里;北部建宫城,南部为市廛,一条南北御道纵贯全城,与宫城前的横街组成T字型城市主干框架,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奠定了模式. 隋朝平陈,虽然因建康是南朝故都,下诏平毁,但是南京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因之而有所变化,城市很快又恢复起来.时人描述"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南京北濒长江,"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 ,正是由于它具有辐射范围极为广泛便利的交通条件,因而能够很快重新繁荣起来.唐宋以后,沟通中原的江淮、江南运河不经过南京,给南京城市的持续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其繁盛与知名度不能与江南数州相比,但是,南京却可以利用与太湖流域近便的地理条件而不相羸.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明朝立国之始,以南京为都,而朱元璋划出长江南北8府统归京城,将周围所产尽归己用.这一人为的政策更给了南京城市的发展如虎添翼.也正是在明朝的时期,南京城完成了三重城垣的修建,其不规则的城墙轮廓,正如跨长江而划定若大区域作为畿辅,一样没有先例,竟使南京城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形制中城垣周长最大又最无规矩者. 明南京城的地势,"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以内".正是由于南京城将原六朝建康、五代江宁旧城周围的山岗、湖泊尽包于城内,西临长江,以求险阻,所以城墙曲折,今实测城周37140米.另加筑外城,城周近80公里,今已圮毁,仅留下姚坊门(今称尧化门)、麒麟门、高桥门等地名而已. 明代的宫阙建于南京城东,城南秦淮河、聚宝门与三山门之间是百工货场、商铺林立的城市商业、手工业区,官贵宅第处于城市中央.明清之际,南京也是文人名士聚集的中心,许多明清小说都是以南京市民景物为素材而成书.19世纪中叶以后,南京城开埠,对外通商,铁路与长江航运集于一身,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南京城又曾经做过太平天国政权和中华民国的首都,城市重新有过规划和建设,同时也多次遭遇战火的劫难,南京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多彩的历史印痕.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城市 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开始以前,值得一书的是江北的扬州和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这四府城市.松江的情况后来被上海取代,所以,只介绍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和上海. 扬州 与江南的那几座城市相比,江北的扬州在历史上曾经长期独领风骚,而且在唐朝中后期也确曾被誉为"扬一益二"而名躁一时. 古代扬州城市的兴起完全得惠于江淮运河的开凿. 扬州,最初的城址——邗城建于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之上,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开邗沟通江淮的同时兴筑的.当时的蜀岗是长江北岸的阶地,宽广干燥,北有溪河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于城市聚落的兴起.而岗下的平地尚为江水泛滥之河漫滩,沮洳卑湿,不堪居住.迄至隋朝统一之际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挟带的泥沙不断在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泓南移,江岸至今三汊河、扬子桥、施桥一线,蜀岗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人开垦成田,辟宅建寺.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岗下而南,却仍置官衙于蜀岗之上,唐初亦然,扬州大都督府衙等也集中在蜀岗上,未曾移下平地.隋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靠近蜀岗下的平地,沿运河两岸卜居择处.这就导致以后唐宋扬州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行政机构和工商业居民区相脱离的趋势.不过,从近年扬州市唐朝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以中晚唐最为丰富,初唐文物极少,说明唐朝前期,蜀岗下尚未极度繁荣.蜀岗下运河两岸发展到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所云:"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的局面,应该是公元八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安史之乱,天下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江淮地区由于未遭受战乱,人户增值,经济崛起,中央政府对东南八道供应的依赖逐渐加强,邗沟的漕运愈来愈频繁和重要.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相交会的襟喉之地,又是海外船只到发锚地.尤其在刘晏改进裴耀卿的漕运转般法之后,"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扬州成为东南物资集散之地,万船攒动,日益繁荣,才终于发展成为江淮间富甲天下的城市. 在城市建筑形制方面,明朝以前扬州的官署衙门始终在蜀岗上,称"衙城"、"牙城".平面布局沿袭唐中叶以前封闭的坊制式规划,城垣方正规整,开四门,内部为十字街格局.蜀岗下为扬州罗城,也保持了四方规整的外廓,运河穿城而过,称作官河.城内街区因服从于运河码头职能的需要,仓场、馆驿和市肆多濒城内官河两岸而设,依桥、道而延伸.唐人描写扬州市井繁盛的诗句:"十里长街市井连,"(张祜),"夜桥灯火连星汉"(李绅),"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反映了扬州罗城的城市景观.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为盐铁转运使,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从此,淮南运河主干不由城内官河,改傍罗城东南城垣而行,今天的大运河仍然绕城外而行.市肆、民宅等工商业区受运河机制吸引趋向城东部发展,罗城西部渐渐冷落萧疏.所以五代后周世宗柴容和北宋初年李重进两次重筑扬州城皆依托唐罗城东南隅而建,收缩西城垣.这个向东南发展的趋势一直被南宋扬州大城及明、清新旧二城所继承. 明清扬州的繁荣勿需多言,主要受制于制盐技术发展的影响,它所提供的淮盐比其它地区的盐更有竞争力.尽管这是政府的专买专卖,但市场上对不同地区盐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者食盐习惯的影响. 19世纪末,受黄河决流的影响,大运河阻涩,停漕改折,部分江南物资改海运上供,使扬州经济一蹶不振.津浦铁路修成以后,南北陆路交通的便利超过运河航运,而且铁路不走扬州城下,更导致扬州城的颓势难以挽回. 镇江 镇江的前身是京口,为六朝时江南地区仅次于建康的另一大商业都会.其城"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故商旅会萃,是南北交通咽喉,军事经济重镇.孙权初镇丹徒,谓之京城,后迁建业,于此置京口镇.西晋平吴,于此置晋陵郡.晋元帝渡江,北方南渡流民多集中于此,侨置徐、兖二州,收治南徙之民.自孙吴至陈,京口北带长江,西倚建康,为建康东面的门户.而真正使这座城市繁富的机会是隋唐江南运河开通并经其城下. 东晋元帝时,欲由江南运粮西出京口,于郡城东南立丁卯埭(今镇江市丁卯桥附近)节制水量,使江南运河移出江北口于晋陵郡城下.晋陵郡城址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东南花山湾,其罗城遗迹已于1984年被发现.六朝时期此城因山为垒,凭高据险,显示出军事控守功能.隋、唐改晋陵郡置润州,唐朝中叶,运河出江口京口堰,改在北固山西侧,润州因绾毂运口,过往船只皆需停靠在京口堰内候长江潮生而越堰."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随着江南运河水运日渐繁忙,候潮越堰的人员往来不断,买卖、客馆、仓储业纷纷出现,堰口一带渐成市井,镇江城市向西扩展.两宋时期,镇江城新建面积已经几倍于旧京口城,并出现了大市、小市、马市、米市和菜市等五个市场.城市性质逐渐摆脱单一的军事行政职能,而向商业、手工业及水运转输中心发展.明代由镇江北运的江南物资年吞吐量一百多万石,超过荆湖地区,其商业之繁华仅次于苏州.镇江城市规模一直保持到清朝中叶,1858年镇江辟为商埠,在宋代城址与长江岸之间形成新的港埠区,形成有西洋风格的新市区.近代的镇江经济以绸布业、木材、桐油、南北土特产转输交易为主,1907年进出口贸易最盛时曾经达到三千五百多万两白银.有钱庄六十余家. 近年来长江主河道向北偏,镇江江岸由侵蚀冲刷转变为淤积为主,沙洲靠岸,港口淤塞,影响了镇江城市的持续发展. 常州 常州城址位于宁镇丘陵向东南太湖平原延伸的结合部,运河对这座城市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造成状如纺锤的城市轮廓,与常见的中国古代四方规整的城市形制大相径庭.常州城的繁荣是五代至南宋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结果.城市西北角的"内子城"是宋以前地方行政职能中心,也是常州城市最早起源的地段,城市发展以"内子城"为依托,向南拓展,并沿运河的走势,逐渐向两端伸展. 常州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分化突出.各级衙署配置在城市的中心区段或旧城内,占据较大的空间,主要的官绅住宅靠近这个区段,行政与官绅住宅区构成城市建筑的主体之一和传统的文化风貌.新兴起的商业街在旧城外发育,并以运河为长轴,不断延伸,集中了接待运河行旅的楼馆,交易买卖的店铺,形成商业中心地段和新的住宅区.街道以沿运河走向的长街和伸向河沿的短巷为主,宅院房屋的排列,随河、巷走势取便安置,体现出淡化象征意念,追求实用功能的价值观.手工业作坊、外地移入的平民和杂业从事者的简陋棚屋分布在距离临河商业市街稍远的外围区坊.沿运河分布的城市建筑,反映出城市服务的对象以运河行旅为主,更多考虑交通之便.繁华的商业街构成衙门以外的城市副中心,以及另外一种文化景观. 由于运河水运功能的刺激,常州城的匠户、商人较多,"苏、松、常三郡,市浮于农".明中叶逐渐出现手工业占优势,农业退其次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清时期尤以生产"宫梳名篦"闻名,并以匠户行业命名坊巷.城市经济以织绢、印染、冶炼、木器为重. 苏州 苏州城在江南最受人青睐.建城历史由来已久,公元前六世纪吴国创建姑苏大城,从此以后城址始终未变,可见其选址之优越.苏州的纺织品久负盛名,苏州的山水园林更在闹中取静,玲珑剔透,令人流连忘返.说到苏州城市的繁盛,还应从8世纪说起,时当唐朝安史乱后,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苏州的人户较前有增.太湖周围适于农耕,江南海塘的修建为围湖排潦垦殖提供了条件.五代十国,江南安定的局面使太湖周围继续得到开发.苏州城墙也在此时复建甃砖.宋代的苏州升为平江府,从现存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出城市规制颇为壮观.一街一河,并行排列,城市内外水、陆相通,图上有桥359座,显现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家家门外泊舟航的水城景象.宋代太湖水利的开发,圩田的建设,优良稻种的引进,促进了苏州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体现为原料、产品的集散、加工已经有了行业组织,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明初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解决了苏州地势低洼水患严重的问题,加之明永乐时期江南运河的重新开通,运输技术的改进,苏州发展成对周围地区具有集散职能的重要城市,苏州的经济地位已经取代了杭州.清朝的苏州,在专制统治下发展了以丝织品业为代表,私人控制的区域经济模式,而与扬州的官方控制的制盐产业有所不同.19世纪中叶以后,丝织品生产受到规模更大的棉产品贸易的竞争,在棉、丝产品品种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其出口不断多样化.除此之外,苏州还是茶叶、纸张等商品的供销地,其生产消费的腹地逐渐遍及整个太湖区域的城镇和乡村.同时还伴随着手工业分工逐渐严格的专业化,大量纺纱工、织工、染工、裁缝,还有运输和商业工人涌入苏州城.所有这些发展表现在苏州城市规模上,被古老的城墙所包围的城市概念被突破,在6座城门之外都出现了工厂、商铺、街道和住宅,尤其是西北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发展得更火.虽然苏州的开埠晚至1895年,可是得益于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与广阔的土特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本地市场,苏州竟被外国人夸张为"生活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人民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区域". 上海 今天上海市中部有一条偏西北东南走向的远古时代的自然堤,谓之冈身,即今天的金山、闵行、奉贤、嘉定一线,它就是古时的海岸线.距今6000--45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上古至秦汉的遗迹,都只在冈身迤西发现,说明今日上海地区成陆是很晚的.今考古发掘在浦东严桥发现唐代的陶片,当时该地可能是小渔村,说明大约到了8世纪的唐代,浦东才成陆.上海的前身应当是唐代华亭县(治所在今松江县)的青龙镇,它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也是繁华的港口,今天的上海市区当时还只是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旁的一个渔村.北宋,渔村逐渐发展成繁华的港口,天圣年间,官府设立上海务,收取酒税.自宋代以来,吴淞江下游泥沙淤积严重,水道逐渐变窄,同时海岸线日渐东移,青龙镇离海口越来越远,失去了作为港口的地理优势.扬帆而来的船舶改由上海浦入江,并于今市区外滩迤南十六铺一带的江岸下锚,使上海务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港口.南宋咸淳年间(1267年),政府在此设立上海镇,这是上海纳入地方建制之始.所以,上海地区民间长期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谚语. 上海的崛起,是由于吴淞江河道在11至12世纪的摆动,这种摆动使一度繁荣的青龙镇永远地衰落下去.上海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三角洲腹地从13世纪开始引种的棉花,以及不断兴起的棉花种植技术的革新.棉花是三角洲地区的大宗农产品,从元朝至明朝的三百年间,上海地区的农业、棉纺织业日益发展,逐步取代了渔业和盐业.明初,因吴淞江泻水不畅,太湖下游之水移泻于上海的另一条河流黄浦江,加之官方的疏导,黄浦江越来越宽,后来上海浦也被黄浦江浸没,黄浦江终于取代吴淞江成为纵贯上海地区的第一大江.上海县的航运也日益发展,而上海真正得到起飞的机遇则是19世纪大运河衰落以后,每年从江南运往北方的贡米改由海路运输,从而更刺激了上海城市商业转输功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直到1842年上海开埠之前,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城址即今南市区豫园所在地,旧城被圆形的城墙环绕,一条十字街构成主要的马路,街道又窄又短,与城北的洋房高楼相比,很难想象它也曾是上海.但是,开埠以后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余年,到1865年上海就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对外和国内贸易的首要地位.从开埠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为止,上海对外贸易额始终占有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将近半数.1869年6月2日的《北华捷报》用"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来形容上海在全国港口城市中的地位. 上海的地理区位极其优越.它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门户.从我国沿海航线看,上海正处在中国沿海南北洋航路的中间,位置十分适中.上海位于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富饶的长江流域为它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的经济腹地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长江三角洲,二是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三是整个长江流域,四是整个中国.所以,研究上海史的罗兹·墨菲形象地描述上海的地理条件说:"上海城市,从地形学上讲,位于从西面和北面向它汇合的华东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长江及其支流,把中国特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 清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书局刻印了《南北洋全图》,其中《南洋全图》、《北洋全图》详细绘出以长江为分界的航路及口岸.这个形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的东南沿海城市交通网络,主体是以上海为轴心的展翼式沿海航运体系.以长江为轴线,南侧一翼为南洋航线,连通浙、闽、粤、桂和安南诸港;北侧一翼为北洋航线,连接苏、鲁、直隶、盛京、朝鲜、日本.同时,上海又是越洋至欧美大洲的航运枢纽.长江航道和上述沿海航线形成一个T字型框架,对上海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譬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出口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清朝前期,曾经人为地规定只开广州一口独揽海外贸易,长江中游地区生丝、茶叶等物资的出口,不得不翻越五岭山脉,才能到达唯一准许与外国人商贸的广州港.但是,由于长江沿岸的开放,使全流域的物资得以经由长江的天然航道,运抵上海. 良好的交通网络使上海在清朝末叶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约有40多个港口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物资交往,与上海内贸往来的重要港埠大都集中在沿海或沿江地区,它们成为上海对内贸易的重要纽带,其中内地的汉口、华北的天津、东北的营口、华南的广州是上海埠际贸易的四大支柱.通过这些港埠牵系及其级差市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总汇的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国内商品流动网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内贸网络.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经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工业加工业中心于一体,跃居中国首位都市了. 思考题: 点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它城市的历史地理 第四节 经济与文化的重合:富庶与人才 在中国历史的两宋之际完成了经济重心从中原向江南的转移,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所在. 谭其骧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时,曾经利用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统计过来自明代两直隶13省的内阁大学士数目.因为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个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各地区文化水平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道75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86人,四省占总数的53%,因此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19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20人,江西吉安一府得10人,尤为突出.谭其骧先生又指出,《明史》中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之外,编次为《儒林传》,共著录115人,其中 江西35人,居第一;浙江26人,居第二;南直隶18人,居第三.由此可以看出,经济重心区与文化重心区是重合的,也可以说,富庶带来人才. 思考题: 1.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是否一致?举例说明. 2.试分析长江中下游的历史文化区和文化特征 参考书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9年 《江西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 《江西地理》,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伍新福:《湖南通史》,湖南出版社,1994年 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982年 高冠民、窦秀英:《湖南自然地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