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为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一：
19位教师、50多个学生———这是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小学眼下的师资和生源状况。 
上世纪90年代，田庄小学还有五六十位教师和数百名学生。他们流向了哪里？导致他们流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还没去看过天安门，一直想去，我说等他长大了再说吧。” 
3月3日，星期五，门头沟雁翅镇田庄小学按常例下午放假休息。吃过午饭，9岁的海明就坐在炕沿上盯着那台17英寸的电视机。当屏幕上的动画片变成广告时，海明百无聊赖地出门，跑到了村东头的椿树林里。 
一排椿树下，海明的父亲崔兴旺和几个村民正在给椿树覆地膜。海明凑上去，一会儿帮着扯塑料布，一会儿又抱起铁锹铲土，忙得不亦乐乎。 
崔兴旺说，除了耕种家里的三亩山坡地外，他和妻子每年都要外出打工，家里一般的年收入是四五千元钱。 
从地里回来，海明盯在了电视屏幕上。“又看，你作业写完了吗？”崔兴旺吼了一句，海明才关掉电视，搬出小圆桌支在地上，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 
崔兴旺告诉记者，若说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算起来只有这台电视，除此之外，家里没给海明买过一本课外书或一个玩具。“我们两口子不懂教育，平常就只能问问他作业写完没有。” 
“老师讲课的时候说‘开门见山’，叔叔你看，我们家一开门，就能见山。”海明倚着门板，小手指着门外光秃秃的山岭。 
“他还没去看过天安门，一直想去，我说等他长大了再说吧。”崔兴旺说，为了孩子的前途，村里很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他也想在海明读中学时送出去。
资料二：
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某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据一位大学老师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资料三：
2008年6月7日上午9时许，甘肃省天水市九中高考考点98考场的监考老师发现考场内一名考生的照片有异。
监考老师仔细核查后发现，这名考生身份证上的照片和监考老师手中存根上的照片不是同一人。而且，这名考生本人长得和存根上的照片也明显不一样。随后，监考老师发现更大疑点：该考生试卷上考生“姓名”一栏内竟有涂改痕迹。高考考生竟然能写错自己的名字？
在进一步的核查后，该生承认自己是“替考”。监考老师遂将其试卷没收，交给考点执勤民警。
在接下来的询问中，这名“替考”的学生竟然爆出了一个惊人秘密：他们一行10余人均是山东阳谷一中高二的学生，在老师魏成甲及无业人员张玉茹的组织下前来天水市参与“替考”。
消息一出，天水方面立刻快速行动：10多名“替考者”被查出，两名涉嫌组织者被警方刑事拘留。
然而奇怪的是，其中的四个“被替考者”在甘肃竟查无此人，经过警方多方调查才发现，这四人均为“高考移民”。
资料四：
近年来，“高考移民”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备受社会争议。大多数人的看法是，“高考移民”钻的是高考制度的空子，教育发达地区的优秀学生“移民”到教育不发达地区高考，对于后者所在地的考生来说是极度的不公平。一个从外地转学而来的“高考移民”步入大学殿堂，就意味着一个本地的高考考生被挤下高考“独木桥”。另一种声音是，不同地区不同的分数线，完全是一种典型的计划体制的做法，也暴露了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是一种户籍制度引发的受教育权的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受教育权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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