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BLID 0254-4466(2000)18:2 pp. 427-431
汉学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民国 89 年 12 月)
书
祝
韩琦著 《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评
平 一*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232 页 ISBN 7202025590
近年来随著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萨依德 Said 的 《 东 方 主 义 》 Orientalism 一类作品的影响,加上明,清之际传教士资料的重新发掘,中国 与欧洲间文化交流的课题,又重新受到汉学界重视.以往「中西交通史」的 研究范畴,也渐被「文化交流史」所取代.这样的差异反映了学术风气与研 究者关怀重点的改变. 然而研究「文化交流史」虽然有趣,难度也不小.首先,语言便是一个 相当大的障碍;其次,史料相当零散,非有机缘接触到散布在世界各地不同 语言的资料,不易有较好的研究成果.因此,以往相关课题的开展,大多仍 沿著研究者运用其所熟悉的语言,所易接触到的材料来进行.使用中文的学 者,运用中文材料,探讨西方人到中国来的历史及其影响;西方史家则运用 西文材料,探讨中国事物传到西方以后的影响.能够自在地运用不同的语 言,使用不同材料来讨论「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仍如凤毛麟角. 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是最近出版,讨论17,18 世纪 中国科技西传唯一的一本专书.韩琦是中国大陆科技史研究的后起之秀,多 年来在欧洲阅读 17,18 世纪中西科技交流的相关中,西文档案.他的档案 功力,比起较易接触到这些资料的欧,美学者不遑多让.这本新著也反映出
* 作者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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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一贯使用档案探讨问题的能力.另外,作者也引用了不少17,18 世纪讨 论中国的西文作品.本书无异为这个领域打开一扇窗口,让此后的研究者有 了一个入手处. 本书凡分五章,首先介绍欧洲科学界与耶稣会士在华的科技调查活动, 其次分别叙述 17,18 世纪中国天文学,植物学,医学和传统工艺技术在欧洲 的传播,最后以 17,18 世纪欧洲人的中国科学观之演变作结.在写作方式 上,作者多以人物和著作为主轴来陈述中国科技西传的问题,比较没有从一 整体性的解释架构来安排资料.相较於以往探讨 17,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偏 重於思想对西方的影响,韩琦则选择了科技,这个以往较少为人探讨的课 题.他掌握住中国科技西传的传输者—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 为研究的起点.这个研究的切入点,固然是因为他从档案著手有以致之;但 这个切入点的确也是使读者理解历史行动者选择传播那些科技的关键. 本书第一章首先介绍早期来华传教士作品中有关中国科技的资料,这些 书如门萨多(J. G. de Mendoza, 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志》和利玛窦的 《中国札记》等.这两部著作中有关於中国印刷术的早期历史,立刻让当时的 西洋学者体认到中国是个有悠久科技传统的国家.另外,康熙时期来华的法 国耶稣会士不但有系统地收集中国科技的相关资料,且与当时西方学术界和 宫廷有相当紧密的连系;他们甚至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一个附属於法国皇家科 学院的中国科学院.这些法国耶稣会士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而且他们的 报告及通讯也成为当时西方学界理解中国的主要素材. 第二章讨论中国天文资料在欧洲所产生的冲击.在华耶稣会士传回欧洲 的中国天文资料,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中国的天文观测资料与《圣经》的 记年相矛盾.根据中国古书上的天文纪录,中国人的历史远比欧洲人悠久. 在当时宗教力量尚强的时代,如此耸动的「事实」不啻是要欧洲人重新检视 他们的历史与支持著历史进程的宗教信仰,其令欧人震撼的程度不言可喻. 当时的欧洲学者对这些中国天文观测资料疑信相参.有些人,如伏尔泰 ,便以之攻击当时欧洲的诸种权威;有些学者,如巴伊 (Voltaire, 1694-1778) ,则全力质疑中国如已有如此悠久的天文学传统,何 (J. S. Bailly, 1736-1793) 以还需要西方传教士为他们修改历法？他甚至还认为中国的历算技术根本就 是外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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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介绍了中国植物(园艺和药用植物) ,脉诊,针灸,人痘,性病知 识,《本草》和法医学的西传.这些医药知识是当时欧洲自然哲学家感兴趣 的课题,因而委托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代为收集资料.和天文知识一样,这 些医疗知识也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例如弗洛耶(J. Floyer,
1649-1734)便对中国的切脉术相当感兴趣,但却反对将切脉与五行和天象连
系的中医理论.其他的欧洲医家也不乏对中医诊脉之法不以为然者.另外, 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在四千年前便已认知「血液循环」之理.2 这些看法其实 相当程度上显示出即使支持中国医疗知识的欧洲人,对於这些知识有著本质 上的误解.可惜的是韩琦并没有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是将中医在欧洲传 播的历史,视为反对中国医学者与赞扬中国医者的论驳过程,正反论辩的结 果却是使中医知识在欧洲更加流播. 第四章介绍中国印刷术,陶瓷,冶金,纺织和染色技术的西传.其中如 蜡版印刷在中国的资料甚少,但在当时传教士的记载中却留下了宝贵的痕 迹.同样地,景德镇瓷器的制法向为业者之密,然而在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挖掘下,才使其有关高岭土的秘方得以 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人仿制中国瓷器的能力.这些耶稣会士除了亲自访问 外,也倩人绘制中国的工艺图谱.有趣的是这些图谱和访问资料究竟在中国 工艺的传播过程中起了什麼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3
1 中国天文资料在当时欧洲所引起的争议,在相当程度上显示科技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中的一 环,无法独立而存在.尤其是科技活动的文化意义,基本上是当时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根据《圣经》而来的西方年代学,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如江永,对中国历史 的质疑.另外,盛行於 17,18 世纪「西学中源」的说法,也可和当时欧洲学者质疑中国年 代学的争议对比.这些故事都在诉说著「知识」的另一面:知识有时不但不是启蒙的天窗, 反而是不安的来源.人们所认知「稳定」的生活世界,为许许多多不言可喻的「常识」撑持 著.一旦有些新知识会抽空人们生活世界的支架时,这些新知识的价值与功用,便会招致怀 疑.不过,也许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我们才能见到社会转变的曙光？ 2 事实上,弗洛耶感兴趣的只是中医也切脉这一事实,他或许以为中医的切脉和西方一样,重 要的只是脉博跳动的次数.其实弗洛耶对於中医脉诊的看法,与其说是理解,不如说是误 解.有关中医和西医对於脉的不同观点见: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New York: Zone Books, 1999)第 1 和第 2 章. 3 许多技术史的研究都说明了技术的传播不能只靠文字或图样,拥有技术的人在传播的过程中 扮演著关键性的角色.因此,这些大量的图谱,文字和中国技术在欧洲的传布之间的关系为 何,值得吾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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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以 17,18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技的观感作结.当欧洲人在 17 世纪初知中国科学的发展时,他们相当好奇.对於中国传统的历算体制钦天 监,赞佩有加,并觉得应加以模仿,由国家支持科学研究.然而到了 18 世 纪,在华的耶稣会士已感觉到中国科学的「停滞」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并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认为科举制度是祸首之一,4 而 且钦天监内缺乏竞争,待遇又不好,因而使得历算研究无从进步.其后伏尔 泰则认为语言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因素,只有将汉字字母化才能改变这一 困境.奎奈(F. Quesnay, 1694-1774)认为中国人只重实用,缺乏抽象与逻辑 思考才是中国科技停滞的主因;莱布尼兹也持相同的看法.休谟(D. Hume,
1771-1776)则认为这都是因为中国统一太久,缺乏贸易伙伴所惹的祸.其他
的学者或归因於只求安宁,怠惰,只关心切身利益的「东方精神」;或归因 於中国人只重道德哲学所致.差不多 20 世纪学者或汉学家认为中国科学停滞 的原因,在 18 世纪都已被提出.5 18 世纪以后,中国和欧洲势力的不平衡, 引起一些欧洲人质疑中国科技传统的起源,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科技是西方 传过去的.当时中国的力量已无法抗衡欧洲,欧洲人对於中国科技的看法, 不过是他们看待中国面貌的一部分. 韩琦的新著不但增加了我们对於中国科技西传的理解,对於研究西方科 技如何传入中国的学者也有暮鼓晨钟的效果.在讨论西方科技传入中国时,许 多人将新科技传入时的抗拒视为明,清中国无能接纳西方科技的表现,但却 很少有人注意中国科技知识西传时,西方也曾出现相类的情形,也很少有人问 「为何当时欧洲人无法立刻接纳中国人较先进的科技知识 」韩琦新著所提供 的讯息,足可使我们反省各种 「中国接纳近代西方科学失败」 的说法.这些
4 有些清末的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科举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其实是因为各种与科学相关的科目都 没有进到科举制度中,才使得科学发展受到限制.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於科举制度本身, 而在於考选人材的内容与其后的晋用之道.这样的观点见:孟今,《医医医》 (北京:团结 出版社,1944) . 5 或者应该倒过来说,20 世纪讨论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仍陷在他们 19 世纪老祖宗的历史记 忆之中.正是这样的记忆,形成了西方人所认识的中国科技停滞史.20 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也 接受了西方人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因此冯友兰才会问出「何以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的 确,国家力量的强弱足以影响外人对於该国文明的观感,也难怪 1949 年后部分中国学者在 科学史的研究上,力证中国科技传统的伟大.彷佛改变了外人对於中国科技历史的观感,亦 能反证中国的新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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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说」或归罪於理学,中国人之缺乏逻辑思考,混道德与自然秩序为一 , 中国的方块文字,中国的科举制度,皇帝对个人的压抑,中国人的天朝情结 等等不一而足.6 然而当中国天文年代学与《圣经》年代冲突时,欧洲人的惊 疑,实与中国人乍闻地圆之说所生的心理震撼相拟.7 这样的比照,提醒我们 只因近代中国之科技落於西方之后的「事实」—一个有非常强烈权力意涵的 — 便认定中国人无能接受当时的欧洲科技,无疑是太过简化的说 「事实」 法.8 当我们读到不论当时的中国人或欧洲人对於异文化知识系统的惊疑,并 努力将这些外来知识在自己的知识系统上定位时,也许我们应当从 「知识的社 会意涵为何 」来思考文化交流的问题,而不是斤斤於论算成败得失.也许我 们可以将这些异文化的知识视为一个个的物件,刚接触陌生的物件时,除了 弄清楚这些物件是什麼以外,物件对人本身的意义则必须在每次个别接触中 被重新界定.这些界定物件意义的说法,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比较稳定 的论述,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成为某文化中的人对於某些特定物件直觉的文 化反应或特定的历史记忆.明,清士人消融西学於中国传统的「西学中源」的 谈法,便是这样的例子.总之,韩琦的新著揭开了明,清之际,中,欧科技 交流的另外一面,有助於我们从别的角度重新审视异文化间科技交流的问题. 本书虽然有上述的贡献,但章节之间常令人读来有不连贯之感.也许因 为这是作者从档案资料中所归纳出来的初步介绍,因而无法更有系统地组织 作者所收集的材料所致.但这也并不全然是作者的失误,而是反映出这个领 域低度开发的程度.在一个领域初开发的阶段,与其冒险提出全盘性的解释 架构,不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另外,全书似乎是由不同的论文组成 的,因此书中的人,事常有重出之处.尽管有这些小缺失,本书开疆破土, 挖掘新材料,仍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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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失败说」在中文的研究文献中不胜枚举,英文的例子见:Edward L. Farme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ultural Subversion: Tensions in the Early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Minneapolis: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3) . 有关地圆说传入中国的过程,见:祝平一,〈跨文化知识传播的个案研究:明清之际地圆说 的争议,1600-1800〉 ,《史语所集刊》 69 : 3(1998) , ,页 589-670. 以历算为例,明,清之际中国接受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西方历算学,究竟是成是败,仍可争 议.毕竟现在华人世界中所用的农历还是来自这一传统;另外,西教士所传入的历算不但成 为清代历法的正统,也使得不少中国士大夫重视历算,并转而研究中国的历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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