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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秧在中共政坛的恩怨录

 

　高新

　　

与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同窗，同为学运的活跃分子

那座盛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材正是由萧秧主持研制和生产的

给予萧秧记过处分新华社向国内外发通稿

遇难飞机上有一个空位本来是属于萧秧的

党代会上动议效忠邓小平遭反感

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为赵紫阳评功摆好





　　被疾病折磨了三年的萧秧，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因肺癌在成都
逝世，享年七十岁。他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萧秧曾是大陆风头最劲的地方诸候。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掌管着中国最大的
一个省份，而更重要的在于他有着非同一般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和开明思想，以
及与中南海之间，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恩恩怨怨。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当时还只是重庆市委书记的萧秧，因
为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名落孙山"，使中共高层安排他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计划落空。
为此，萧秧一度成为海外媒介最为关注的焦点人物之一，一时他的曝光率甚至使得
突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跨世纪接班人"胡锦涛相形见绌。

　　一九九四年二月中旬，萧秧婉拒人民银行长行的内部消息传出后，他的大名再
次在海外媒体中频频出现。人们好奇朱镕基为什么在为自己挑选人行长行接班人选
时，单单看好萧秧，更好奇萧秧这位自称"改革敢为天下先"者，为什么面对人民银
行行长这样权力将越来越大，级别也高于省部级的重要职务反而萎缩不前。

　　宁做鸡头，不当凤尾?

　　一九九四年元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云长公子陈元公开对外透露：在八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后，朱镕基将不再继续兼任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二月中旬，
从中共人事决策层即传出朱镕基将把人行行长向时任四川省省长萧秧传位的消息。
之前，朱镕基视察了四川，似乎是在为朱镕基向萧秧传位的消息提供佐证。

　　但是，二月下旬，人行常务副行长周正庆出人意外地公开宣布：在下月的人大
会议结束之后，朱镕基仍将继续兼任人行行长职务。"人大无意更换人民银行的行
长"。

　　在宣布此消息时，朱正庆还特别强调了"今年"两个字。并引用朱镕基的话说："人
民银行的行长很难干，此时此刻，没有其它人愿意干。"

　　朱镕基的这番话，实际上证实了中共高层曾经考虑让萧秧接任人行行长的内部
决策。至于萧秧为什么不愿"临危受命"，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无论什么人
坐在人行行长的位置上，干好了不过是"改革的铺路石"，干不好则是"改革的替罪
羊"。再说值此改革风险之年，人行行长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而萧秧正是在权衡
利弊之后，才下决心驳了朱镕基这位老同学的面子。也正如朱镕基自己所说，"此
时此刻"，人行行长职务没有人愿意干。

　　第二种说法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在中委选举中落选而失去了接任杨汝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职务的机会后，萧秧虽然在媒体面前故做大度，内心
则是恼恨不已。因为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四川省地方诸候，上可在中央决策
中参与票决，下可在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说一不二，既有中央领导的风光，又
有地方一把手的实权。在中共十四大之前，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第一把手，
只有四川省的第一把手享手这样的殊荣。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职务就不一样了。虽然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这
一职务从来都比国务院系统的部长高半格，一直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
任，但仅仅是表面风光。大陆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建设后，虽然央行行长的位置比过
去突显重要，伴随而来的却又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萧秧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一
职务，即使能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给他增补一个国务委员的席位，也远不如中央政治
局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的职务实惠。"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基于此，萧秧才不惜
辜负朱镕基力排众议的一片苦心，告朱镕基"恕难从命"。

　　曾与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同窗

　　自在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之后，海外对萧秧的身世已有较多的关注。但有关他的
背景情况仍然是模糊不清，更少有知道他与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同窗。

　　萧秧原名陈铮，一九二八年七月生于四川，比朱镕基小一岁。两人在一九四七
年分别从四川和湖南家乡考进清华大学官费读书。此前，陈铮已经在四川省立教育
学院数学系就读过一年。

　　进入清华大学后，陈铮曾同朱镕基在电机系同窗共读，后来虽又转读建筑系，
但两人一直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同为中共地下党在清华大学领导的赤色学运的活跃
分子。陈铮因被追捕改名为萧秧。

　　一九四八年，朱镕基仍在清华大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萧秧则按照中共地下
党的工作需要，提前结束学业，进入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属下的北平市军管会受
训，不久即被派往北京电信局，担任接管小组联络员，次年，又被任命为北京玻璃
厂军代表、副厂长。到一九五四年已经担任了厂长和党委书记职务。

　　现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干部中，象萧秧一样，为了"建设新中国"的
形势需要而提前缀学担任中共"接受大员"的还有：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
记陈希同、前八届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及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政法委
书记任建新等。

　　当时，因为中共政权刚刚接管北平这样的大城市，既缺乏管理经验，更缺乏管
理干部，萧秧等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即参加工作，并由此为自
己奠定了自己的"革命资历"。经过几十年的苦熬，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相继作古或退出领导岗位以后，萧秧等人自然最符合中共接拔干部接
班人的"四化"标准。

　　至于当时与萧秧同在清华大学就读并积极参加中共赤色学运的朱镕基，可能是
因为正式入党时间较晚(一九四九年)，所以没有被选拔进城市"接收大员"的行列。
一九五一年，他取得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后，被分配到东北政府任科级干部。

　　"文革"前即受万里赏识

　　一九五四年，萧秧有幸被选送到民主德国硅酸盐研究院读研究生。两年后，课
程刚刚学完，未及拿上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硕士)，便奉召回国。此时北京市玻璃厂
已更名为北京玻璃总厂，萧秧被任命为厂长，不久又兼任了厂党委书记。

　　当时，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副市长的万里主管北京市城市建设工作，是萧秧
的直接领导。在万里主持北京市"十大建筑"建设时，萧秧曾保质保量地按照万里的
要求，不但保证了"十大建筑"所需的玻璃建材的供应，同时应该工程要求，成功生
产出了此前国内无法生产的玻璃品种。从此，万里对萧秧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印象越
来越深。

　　另外，萧秧同万里有性格之同之处，不但处事果断，而且大胆直言，敢做敢当。
这一切都决定了万里一有机会就要为萧秧美言。

　　"文革"前，北京市工业建设系统内大都知道万里十分欣赏的知识分子干部首推
萧秧，而他最为欣赏的劳动模范出身的干部则是李瑞环和张百发。

　　"文革"初期，随着北京市内彭真、万里等人的倒台，萧秧、李瑞环和张百发等
都成了"旧北京市委"的"黑线人物"，萧秧当时还遭到造反派的公开批判，进而被撤
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林彪事件后，万、萧、李、张陆续得到解脱。一九七三后，萧秧被任命为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工交办副主任。

　　关于萧秧同万里的私交，大陆"圈子内"的人士多有议论，逐渐传到海外后，有
人曾武断地推论萧秧是万里的女婿。完全是"乱点鸳鸯谱"。

　　主持毛泽东水晶棺科研攻关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公告全世界，毛泽东
遗体将被永久保存，供亿万人民纪念和瞻仰。那座盛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材正是
由萧秧主持研制和生产的。

　　萧秧曾对人说：我那时，天天蹲在水晶棺研制现场，忙得睡觉都不脱工作服。
那座水晶棺是用一小粒一小粒的纯石类水晶，在两千一百到两千二百摄氏度高温下
熔化，再一点点焊接成的。

　　在全部焊接过程中，哪怕是一丝杂质混入，那就意味着这次试验所用的水晶材
质，全部报废。

　　当时，焊接水晶棺这活没有一个人敢接，在反复动员下，一位老工人走上炉台，
坐在两千多度的炉门前，凑得很近地操作，而他身旁必须有人不断地往他的前胸后
背浇冷水，否则，最多能够坚持工作一两分钟的时间。

　　这位老工人焊接的工作量每天只能以克来计算，而整个水晶棺是两吨重，而且
焊接的面积越大，人的胆子就越小，没准在焊到最后一块时，因为出现杂质而攻亏
一蒉，风险非同一般。

　　毕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水晶棺在萧秧的主持下，不但研制成功，而且一共产
生了五口，其中四口现在就存放在毛泽东纪念堂二楼一的间贮藏室备用。

　　萧秧说：毛泽东的水晶棺的梯形高度，设计的视觉高度正好适合一点六米到一
点七五米身高者瞻仰，这是根据中国人普遍身高制定的。当时苏联的水晶棺都是用
金属框架来固定六面体板材，而中国的水晶棺则是采用水晶板直接粘合而成，精致、
高档多了。

　　《四川日报》曾有一则报道说：为毛泽东研制的第一口水晶棺也是萧秧领队抬
进纪念堂的。那天，要把第一口水晶棺成品从军事博物馆抬到纪念堂，天安门广场
实行戒严，运来了最好的杠木。一切都准备就续后，负责指挥的萧秧一声喝令"抬
起来"，却见那抬杠人蹲下去就是直不起身来，且浑身哆嗦不止，两吨多重的水晶
棺分担在他肩上似乎比两百吨还重。他怕呀，怕杠砸了。

　　此时，萧秧冲上前去，替下那抬杠人，放开嗓门，高声喊着号子，水晶棺终于
被抬进纪念堂。

　　萧秧一直北京玻璃总厂当成自己的"娘家"。主持研制、生产水晶棺的工作完成
之后，萧秧发现玻璃厂的产品不但能用来装点死人，也可以用来孝敬活人，因为该
厂利用高级进口原料生产的眼镜，一度成为中共高干的特供品。

　　仅凭这一种产品，萧秧便成功地敲开了许多中共高干的家门。

　　当时，北京玻璃总厂专门负责向中共高层进行功关的，除了萧秧本人，还有他
的重要助手，时任北京玻璃总厂研究所所长景立权。景氏后来随萧秧去了四川，曾
任中共重庆市委秘书长。景氏离休后回到北京，继续为萧秧担任与中共高层的"联
络官"。

　　由于萧秧本人的不懈努力，同时也由于万里的暗中协助，使得萧秧在许多中共
高级领导那里如鱼得水。当时在诸多地方诸候中，大概再没有第二个人象萧秧那样，
"进中南海如进自己家门"。但是，他也因此容易卷入中共高层的重重矛盾，成为最
高层权争的牺牲品。

　　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处分萧秧

　　改革开放后，工交办改成经委，萧秧继续任副主任。北京市成立外经贸委后，
考虑过萧秧吃过洋面包的历史，北京市委又委任他为外经贸委副主任。此时，萧秧
胆大妄为，以他过去在北京市玻璃总厂的研究所为班底，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对外
贸易公司：北京市经济建设总公司，并自任总经理。

　　当时，虽然对外开放的旗帜亮出，但由于绝大多数中低层干部的思维习惯还没
有从毛式意识形态观念中脱出，所以萧秧力主扩大对外开放的狂妄举动引起北京市
委市府上上下下的普遍非议。

　　中共高层中，更是有一批保守派元老认为萧秧的开放举动是"离经叛道"。这样，
萧秧自然就成了纪律检查机关的重点追踪对象。不久，厄运终于降临。

　　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北京市政府给时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兼北京经济建设总
公司总经理萧秧下达了一纸"记过处分"。

　　处分决定中写道：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兼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总经理萧秧，在对
外经济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向香港某公司寻求贷款，搞补偿贸易中，
不听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不经认真地调查研究，就贸然同香港商人签订贷款备
忘录；不经请示，擅自给香港商人以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授权代表名义，草率决定
由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低价出售塑料原料给香港某公司。严重失职，给国家在经济
上造成重大损失；在同杨义邦同志去香港时，也有变相受贿索贿的错误，并违反国
家规定，由港商为其办理去日本的签证，严重违犯了外事纪律。萧秧同志的错误是
严重的。鉴于他多年来做过有益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对错误作了检查，有了一定
的认识，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市人民政府决定给萧秧同志记过处分。

　　照理说，"记过"处分是大陆对国家公职人员纪律处分种类中最轻的一种，但不
知因为什么原因，北京市给萧秧的这纸处分内容将被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通稿，并
以《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北京市政府决定给予萧秧记过处分》为题，
刊登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

　　一位极为熟悉北京市派系门争的人士透露说：当年彭真不满意万里，给萧秧纪
律处分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击万里。所以萧秧被处分的这种芝麻大的小事才会被新
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如果这一说法确切的话，那么北京市给萧秧的处分决定中所说的"不听从中央
领导同志的指示"，应该是"不听从彭真同志的指示"。当时，彭真是政治局委员。而
他对北京市的控制则一直延续至去世。

　　为这一纸处分，萧秧在北京市政府机关一度抬不起头来，被搞得十分狼狈。一
年多后，即在万里等人的安排下，由中组部发任命，调往重庆。

　　萧秧在高层背景深

　　萧秧刚刚被调往重庆的时候，还只是出任副市长。当时，对他的这一任命直接
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一个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廖伯康。此后，两人曾在
重庆市有一段配合默契的密月期。

　　一九八五年，廖伯康接替王谦，出任重庆市委书记，萧秧则接替于汉卿出任重
庆市长。从此，重庆市领导班子中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萧、廖二人从暗门
到明争，终至彻底翻脸。

　　一九八七年前后，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曾专门前往重庆市处理两人矛
盾，但效果不彰。八八年，廖伯康被调往成都，出任四川省政协主席，萧秧则接替
其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不论是当副市长期间，还是成为重庆市第一把手之后，萧秧一直在重庆市提倡
"改革敢为天下先"，并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朱镕基在选择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时，之所以选中了萧秧，除了他们私人之间有
老同学这一层私交而外，还因为在有限的几个建议人选中，萧秧是既有改革魄力，
同时又最被几位政治元老看好的一个。除了萧秧同万里的关系而外，邓小平、薄一
波和彭真等政治元老都不会反对提拔萧秧。萧秧受彭真的青睐，得益于长期在北京
市工作的经历，而被邓小平和薄一波看好，据说是因为萧秧过去一直同邓朴方的私
交甚密，同时也同薄一波的长公子薄熙来和三公子薄熙成过从甚密。"太子"们时常
在老太爷面前吹风，使得萧秧在一九九二年顺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建议"人选。

　　不过，无论是邓家公子、薄家公子，还是万里、朱镕基等人，在为中共领导层
的重要岗位上推荐接班人选时，仅仅是为了政权的稳固，也不致于不负责任到把某
个酒囊饭袋式的人物推荐出来。所以，萧秧所以两次被内定委以重任，关键还是他
不但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改革魄力，同时确实也在过去的工作中做出了令人信服
的改革成绩。特别是他在重庆主政的近十年时间里。

　　重庆改革成绩有目共睹

　　作为一个工业重镇，重庆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早，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
"综合改革"城市。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重庆已经围绕如何搞活国有企业问
题进行了多方试点，诸如企业扩权让利、利改税第一步、第二步，工效挂钩，资产
经营责任制，企业租赁制等等。

　　另外，从全国来说，重庆也是最早试行厂长负责制的，它冲破了中国大陆企业
长期以来政企不分、责权不明的弊端；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制的推行，
则在新的基点上调整与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当时，重庆还在国营商业实行"四放开"，在工业交通企业实行"五自主"的改革
先行者。一九八六年，重庆就开始了股份制的试点，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一切都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萧秧和他当时的副手孙同川的努力下，重庆市自己从大胆的经济改革中积累
了经验，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从一九八八年到九二年，大陆因为"治理整顿"
政策而导致经济全面滑坡、市场疲软，而重庆在这几年里却取得了工农业总产值平
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九的好成绩。

　　一九九零年底，曾有海外记者问萧秧为什么在"治理整顿"期间，重庆市的工农
业总产值还能取得稳步增长的较好成绩，萧秧回答："关键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

　　这句回答在中共十四大明确市场经济路线之后当然不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在
当时说这话则是没有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表现。因为自八九年
六月以后，江泽民和李鹏已经自做主张，把十三大上确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
一提法篡改成"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南巡后，萧秧再次抢先一步，在重庆搞起了国有企业的股份改革制工作，
要求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有限责任公司，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股份有限公司，集体企
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并进行国有企业的"并、租、包、破、卖"试验，对部分国有小
型企业实行以强并弱、国有民营、转移资产所有权或经营权等措施。

　　当然，这些举动在今天看来已不再被"党的舆论工具"公开批判为"离(社会主义
之)经叛(公有制之)道"和"经济领域内的和平演变"，但在当时却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
的。

　　十四大上选举名落孙山

　　在萧秧离开重庆之前，又与其副手孙同川等人共同规划并付诸实施了"6203"
技术改革工程。"6"即高起点、大规模、全方位地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装备以及
管理经验，加快以机械、冶金、化工、电子仪表、丝绸为主的纺织、食品六大支柱
的产业改造；"20"是着力抓好汽车、摩托车等二十个重点产品(系列)的生产和发展；
"3"是为着节能降耗、提高质量、增加适销对路产品产量而进行的三项重点技术改
造，从而将为重庆经济更快更好地上新台阶奠定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布署完这一切后，萧秧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志得意满地与他的副手孙同川一起到
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之前，他已知道自己不但名列四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而且也是政治局委员的预备人选。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
他竟名落"孙山"之外。

　　按照中共党代表会的有关选举规定，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因差额落选者，自动进
入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序列。结果，萧秧虽然没有被再次差额下去，却是名列末
席。

　　按照中共的有关组织规定，在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如有时任中央委员
因为下台、去世等原因造成缺额，则由候补委员递补。因此，中共公布的历届中央
委员都是按姓氏笔划排列，而中央候补委员则是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列。所以，萧秧
的名字列在中央候补委员的最后一个，自然显得十分剌眼。

　　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必须是由中央委员中产生，所以萧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
后，自然进不了政治局。

　　本来，因为当时四川是大陆的第一大省，又是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中共政
要的家乡和前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所以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
在考虑政治局人选时，除安排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进入政治局外，
其它省(自治)、区中，只有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得以进入政治局。

　　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共决定让杨汝岱"退居二线"，安排萧秧为十四届中央政治
局委员的预备人选，目的就是要他在政治局中代替杨汝岱后，再回到四川接替杨氏
的省委书记职务。但因为萧秧在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中意外落选，所以十四届政治
局中也无法再安排四川诸候的代表。

　　党代会动议效忠邓小平遭反感

　　萧秧在中共十四大中委选举中名落孙山的消息很快被海外媒介曝光，使他一夜
之间成为海外政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人物。关于他丢失选票的原因，海外评论中有
各种说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说他因为思想解放和大胆直言，而被中共党内保守派杯
葛。但据笔者接近萧秧的人士所了解到的情况，事情的内幕远不似外界所分析的那
样简单。

　　接近萧秧的人士分析说：萧秧之所以在十四大中委选举中把选票丢得那样惨，
主要是因为下述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萧秧到北京参加十四大时，曾经连
络一批十四大代表给邓小平写"致敬信"，理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中国大陆的改革
开放事业带来了"第二个春天"。

　　但是，萧秧没有想到他所连络的那些人虽然对邓小平本人不见得有意见，甚至
可能比萧秧还更钦佩邓小平，但他们对写"致敬信"这种作法很不感冒。因为他们很
自然地就连想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一些省、市、自治区给江青写"效忠信"、
"致敬信"的历史掌故。

　　再者，此时萧秧已是政治局委员的预备人选的消息，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两千
名党代表中已经是人所共知，一些对他并不了解的代表正在互相打听萧秧"何许人
也"，萧秧的这种主动曝光立刻起了事与愿违的作用。

　　这样一来，不但给邓小平的"致敬信"没有组织成功，凡知道萧秧有此动议者，
许多人都不愿意投他的票了。

　　重庆是大陆第一个计划单列市

　　第二个原因是，萧秧自一九八四年赴四川重庆任职后，大胆倡导改革，一度得
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时任总理赵紫阳及万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许，但却引
起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等人的嫉妒加反感。

　　重庆市是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确定的第一个"计划单列市"。所谓"计划单列市"
是指对在全国具有比较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某些省辖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的一种计划管理形式。计划单列的市在不改变省辖市地位
的前提下，在计划管理上被视同省一级计划单位，并在各方面的经济职能上享有省
一级的管理权限。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时，中共中央组织
部门还相应作用规定，凡计划单列市的干部任命级别比一般省辖市高半级。也就是
说，象萧秧这样的计划单列市的正职干部，级别相当于"准省级"，计划单列市副职
干部的级别则相当于一般省辖市的正职。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首先以重庆市为计划单列试点，将期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由原来向四川省上报和由四川省下达，改为直接向国家上报并
由国家直接下达，抄送四川省。

　　而萧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北京调往重庆工作的。后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
陆续决定武汉、沈阳、大连等十几个城市以重庆为计划单列的模式。

　　改革天下先必遭非议

　　直到一九九三年正式上调，萧秧在重庆市干了九年，与其它重庆市负责干部一
起，使得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取得了令中共领导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绩。在
工业生产上，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产业优势更加明显，摩托车、汽车、铝材等
已经成为大批打入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

　　在农业生产上，产量稳定步增长，农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点零九，农民人均
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点二五，另外还新建了蔬菜基地六点四万亩，改造中低产田
十六点五万亩。

　　在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在萧秧当市委书记的五年中(一九八八年以前萧秧在重
庆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
百一十亿元。

　　最值得称道的是重庆的对外开放成果。主要是由于萧秧的大力倡导，重庆市到
九二年底即已经与世界上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引进
外资十亿美元。仅九二年就新批"三资"企业四百四十三家，是此前十三年的总和。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萧秧在离开重庆之前，即把那里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开放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完了初步建设，新建标准厂房三点五万平方米，新建交
通干线四点一公里，新办企业一百多家。

　　萧秧的魄力还在于他提出了"重庆要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口号。对于基
础设施的重大建设，萧秧等重庆市领导人力主以国际先进水平为参照。比如原计划
修建三车道的滨江公路，已按四车道修建；国家确定为二级公路的成渝公路，重庆
却自作主张以更高等级设计、修建；市内的江北机场也按国际航空港标准进行扩建。
另外，外商独资六点四八亿美元的重庆市地铁工程也进入施工阶段。到目前为止，
大陆除了三大直辖市，只有象广州这样财大气粗的省会城市才刚刚开始修建城市地
铁，由此可见萧秧发展重庆建设的气魄之大。

　　这一切，是萧秧和重庆市其它领导人的成绩，萧秧因此在一九九二年以后被重
新提倡大胆改革开放的中共高层看好。但同时也招致四川省其它地、市一些领导人
的强烈嫉妒。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重庆市有了不同于一般省辖市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萧秧
无法将重庆市与四川省的关系摆正。再加上萧秧工作作风及改革主张的"激进"与杨
汝岱等人的"稳健"所形成的反差，时间一长，萧秧自然失分。

　　萧秧当了四川省长以后，他原来在重庆的副手孙同川接替了他在重庆的一把手
职务。孙同川在向外界介绍重庆的改革经验时曾回顾说：不论社会上怎样评价重庆，
说它"只出经验，不出效益"也好，说他"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好，我们却只管围绕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埋头苦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坚信发展是第一位的。只要重庆
的经济发展上去了，就能证明我们的作法是正确的。

　　孙同川的话，证实了萧秧在重庆工作期间确实遭到了种种非议和责难。而这些
非议和责难在中共十四大上的表现，就是四川省的许多党代表不投萧秧的票。重庆
市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第四个直辖市。

　　"曝光过度"遭人嫉妒

　　第三个原因是，萧秧在中共十四大召开期间风头太劲，似乎忘记了"出头椽子
先烂"这句中国古训。

　　经过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训练，朱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媒
体的采访，如何利用媒体将自己的对外曝光掌握得恰到好处。但是，充斥于中共十
四大代表中的一批地方党政领导人不但仍然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而且还看不惯
别人面对新闻记者侃侃而谈。他们往往认为"随便"向记者发表谈话，不但失之严肃，
而且是一种"组织纪律性不强"的表现。

　　相反，萧秧在十四大会议期间的表现是恨不能追着记者谈。他曾就这个问题表
示自己的看法说：怕见记者，不敢提高我们工作的透明度，说穿了还是怕记者"帮
倒忙"。其实，只好把工作搞好了，让老百姓满意了，记者那支笔只能给你起锦上
添花的作用。反之，工作搞坏了，记者的那支笔也能毁了你。那么，既然我们不想
把工作搞坏，为什么不敢面对记者呢?海外舆论仅仅把视点放在沿海省份并不全是
地理原因造成的，抗战的时候，交通条件与现在无法比，但是因为国民党的陪都设
在四川重庆，所以无论是海外华侨还是美国人、英国人都能被吸引来，现在为什么
反而不行了?还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保守，见到海外的记者只会对人家背诵
人民日报社论。我看谁要是学不会让记者，尤其是让海外的记者对自己的施政方针
感兴趣，对本地区的经济特色感兴趣，谁就不是个称职的领导人。

　　他的这番话虽说是颇有见地，但毕竟没有被许多十四大代表接受。于是，不知
有多少代表在拿到十四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依次划到萧秧的名下时就跳过去
了。

　　根据笔者从多方角度的了解，这位接近萧秧的人士没有注意到一点，即萧秧在
北京工作时曾经有过一段"走麦城"的经历，仍还留在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北京市的代
表们印象中。这就是前文已经介绍到的，萧秧在一九八三年曾经受过记过处分。

　　到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此事已过去了整整十年，但萧秧没有想到，来自北京
市的党代表们仍然对他当年的这段"走麦城"的经历念念不忘。于是，再加上萧秧在
十四大会议上因动议给邓小平写"致敬信"和频见记者造成的"曝光过度"，萧秧在北
京市代表团的选票也丢了许多。

　　据说有来自其它地区的党代表向北京代表打听萧秧在北京工作时有何政绩和
背景时，北京代表介绍得最多的就是萧秧在北京受过处分。

　　中委落选反成政治明星

　　中共十四大中委落选后，中共高层不可能不安排萧秧接替杨汝岱的省委书记职
务，于是，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安排他出任四川市委副书记和代理省长。目的是待
次年二月的四川省人代会召开时出任省长候选人。

　　可能萧秧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十四大的中委选举中落选后，他竟"因祸得福"。
本来，新闻媒界，尤其是海外新闻媒介对他并没有多少兴趣。但随着他中委落选的
消息传出，他反而成了"政治明星"，记者们对他的兴趣与对在十四大上冒升中央政
治局常委的胡锦涛的兴趣一样浓厚。这一来，萧秧不但没有吸取十四大上"曝光过
度"的经验教训，反而是横下一条心，认准了靠媒体扬名、靠媒体为四川吸引外资
的办法。

　　有报道说，萧秧一九九二年底刚刚到四川省会出任省委副书记和代理省长，即
向地、市级干部们大谈如何"利用媒介吸引外商和侨胞"的经验。

　　他说：今后我们无论是接受国内记者采访，还是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要尽量给
人家讲点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讲点报道出去后能够让外商、华侨感兴趣的内容。政
治上的内容不敢谈，谈经济嘛。我看只要是谈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内容，再大胆
也不算出格。中央政策也没有给私有经济的发展规定比例，限制速度，你们还怕什
么?我们四川不象广东，空中有飞机与许多西方国家直通；陆上与香港一水之隔，
所以外商和港澳台胞可以白天进来参观，晚上回香港过夜。人家来趟四川，空中转
国内航班怕不安全；陆上坐火车又嫌脏乱慢。所以，没有新闻媒体给他们吹风，让
他们觉得来一趟四川，即使旅途受点罪值得，人家是难下这个决心的。

　　一九九三年时来运转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在四川省人代会上，九百二十八名代表投票选举省政府
领导班子。由中组部提出的候选人"建议名单"上，萧秧的大名列在省长一栏。此时，
萧秧并不担心自己落选，因为省政府和省人大常委会的正职领导都是采取等额选举
的办法，除非上级建议的候选人得票不过半数，大会主席团才有权临时从副省长候
选人中提出某一位替补。萧秧心里十分明白，曾在中共十四大上拒绝投他一票的四
川省党代表在四川省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甚微，无妨大局。他在重庆工作九年，所
做出的成绩是多数来自重庆市和四川其它地区的人大代表有目共睹的。但是，当选
举结果从监票人口中唱出后，萧秧仍是喜出望外。原因之一是九百二十八张有效选
票中，他只丢了四十张；原因之二是他的得票数为八百八十八。这在传统的中国人
的概念中，是一个再吉利不过的数字。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萧秧兴奋得难以自己，立刻激动地向与会代表表示：这
是四川人民对我的信任。三个八的数字意味着一路顺发。但是，我个人发不了财，
只想为四川一亿多父老乡亲办点实事。八八八这个数字是人大代表们给一亿一千多
万四川人民共同的吉祥祝福，我祝全川人民发财。

　　自此，一些过去对萧秧擅长造势的作法很不习惯的四川干部，也不再认为这是
他的缺点了。

　　一九九二年十月，萧秧在中共十四大上名落孙山的诸多原因之一，就是杨汝岱
等来自四川省的党代表就不投他的票。而不到四个月以后，他竟又在四川省人大的
选举中以高票当选省长。笔者曾就此访问过接近萧秧的人士，此人分析道：萧秧因
其坦率、开明的工作作风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却在四川获得了老百姓及多数中
下层干部的好感，这是多数四川省人大代表愿意投他票的重要原因。

　　再者，萧秧在重庆市的改革成绩已经在全省百姓和中低层干部广泛传颂，所以
省人大代表们自然也希望萧秧能够在省长的位置上，把他领导重庆市改革和生产发
展的干劲使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是：曾经在中共十四大上不投萧秧票的四川省党代表在四川省人
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同时，这些党代表发现他们使萧秧的中央委员落选后，
中央高层并没有再安排第二个四川省的代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一来，就改变了十
三大开始的，中央政治局里有四川省委书记一席之地的格局，反而是广东和山东两
省的省委书记进入了政治局。因此，曾经在十四大上不投萧秧一票的四川省党代表，
从本位主义考虑，也可能会后悔自己当时的意气用事。

　　不会吸引记者的领导不称职

　　一位非常熟悉萧秧的中共前高级领导人评价说：萧秧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
敢想、敢说，也敢干。缺点就是自我表现欲太强。

　　中共十四大以后，也有萧秧的亲朋好友规劝他吸取教训，"嘴上安个把门儿的"。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秧在新闻媒体面前，尤其是在海外新闻媒体面前，反
而表面的更为大胆。有中共组织系统的官员评论说，共产党的中央干部里，当数朱
镕基最不怕记者，地方干部里，当数萧秧最会利用新闻媒体。至于他利用新闻媒体
的目的到底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比如给他治下的四川省做广告，还是为了个人扬
名，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当选四川省长后不久，萧秧即赶到北京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无论是
港台媒体还是中共对外宣传机构的记者，萧秧是来者不拒，多多亦善。

　　如果说过去大陆省级干部只有沿海几个省份和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人有机会
接受海外媒介采访的话，那么内地省份则是首先由萧秧打破了这道由于地理原因造
成的曝光障碍。

　　一九九三年二月上旬，萧秧在四川省八届人大上以八百八十八这一既吉祥，又
是绝对多数的高票当先四川省长后，立刻指示其外事部门对所有申请来访的海外媒
介，统统开绿灯。

　　萧秧这样要求部下，自己则身体力行。在北京出席八届人大会议期间，他几乎
成了出席"两会"的两千多名代表中对外曝光率最高的一个。

　　由于有萧秧起带头作用，所以出席八届人大的整个四川省代表团在海外媒体面
前都表现得非常活跃。

　　据说，四川省代表就如何应付海外记者追踪采访一事向萧秧讨主意时，萧秧说：
底线是不能拒绝采访，起码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角度，还应该讲点礼貌嘛。至于上
线嘛，虽说是我们党提倡"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但是总不能说四项基本原则不好
吧。

　　笔者曾作过统计，仅一九九三年三月下旬，海外关于萧秧的报道就多达几十篇，
同朱镕基的曝光率不相上下。港台还有报纸专门发表了关于萧秧的人物专访。

　　从这些连篇累牍的关于萧秧其人、其事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萧秧性格的直率及
思想上的相对开明。比如有港台记者问及当时四川省发生的农民爆动情况时，无论
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其它四川省代表，都对此问题讳莫如深，唯有萧秧一口承认
"确有此事"。

　　据台湾联合报系记者团的报道：萧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些(关
于农民爆动的)事件"，承认第一件是因为农民不堪集资修路的重负而与干部理论，
在副省长亲自前往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农民与政府干部之间发生"文门"，最后以省
交通厅追加修路拨款七千万元，减少农民负担而平息此事。第二件是因为大量四川
民工为过春节寄回家里的现金，邮局竟无钱兑付，愤怒的农民捣毁了两、三间邮政
所。

　　更为大胆的是，萧秧在提前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就自己十四大中委落选一事，
发直言发表感想说："选不上的不一定都是不行的。"他还表示说：不应当搞差额选
举，因为这个方法还不够科学，不能真正反映民意。应当让老百姓在开始时就能直
接选举自己理想的人，如此也就不必再去"差额"。他并强调说："当然最好是能直接
选举。"

　　这番话，等于是把邓小平政权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民主"先从形式上否定了。

　　有报道说：本来，在一九九三年"两会"召开之前，政治局即已经以中共中央对
外宣传领导小组和中宣部的名义给各省省委打了招呼，要求各省委在本省代表团中
提前作好工作，严格掌握对外宣传纪律。具体规定有：在遇到海外记者采访时，接
受与否中央不作原则规定，但如果接受采访，一是与"两会"有关，但不宜对外公布
或接受采访的当时大会还没有统一对外公布的内容应避免涉及；二是与改革开放政
策有关的，如果是中央还没有认可的一些内容，不能擅自对外公布；三是在意识形
态问题上决不能有背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四是对于"两会"代表和委
员产生过程、大会选举形式和会议程序等内容有不同意见可以内容反映，但不应在
接受采访时涉及；五是涉及保密性内容谁在接受采访过程中泄露出去，坚决给以党
纪和政纪处分。

　　根据这些规定，八届人大的代表在进京之前，各省委已经对本省代表就对外宣
传如何统一口径问题开了吹风会议，并要求党员代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代表一
定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和保密守则。所以，在会议期间，绝大部分内地省份领
导人见了国内记者仍旧只会讲官话、套话，见了海外记者则机避之不及，唯萧秧这
位中国大陆人口最多的省份的一省之长显然是不把中共的种种清规戒律放在眼里。

　　好在萧秧的大胆直言在本省代表中非常得分，同时又因为有万里等中共元老的
暗中支持，所以即使有个别中共领导人对萧秧在海外媒体面前的"张狂"表现不以为
然，也只能暗暗记在心里。四川省的代表说：萧秧上任没有几天，就为发展四川省
经济出了不好新点子，好点子。不对外宣传怎么能让人知道。他上升以后，不但省
城成都招来了不少港台记者和洋人记者，连下面的一些地级市甚至县级市都被海外
关注了。过去的省领导就没有萧秧的这种魄力。

　　四川人还形容说：我们的这位新省长是公关工作的行家里手，既敢说又会说。
他喜欢同记者见面，记者也喜欢同他交谈。因为他的话有既实在又新鲜的内容。值
得人家记者一写。

　　萧秧治蜀新篇章

　　出任省长以后，萧秧立刻提出了"让出大市场"的对策。萧秧认为：四川作为一
个内陆省份，距离海岸线两千多公里，这是它对外开放的致命短处。但是，四川又
是全国最大的内陆省份，一亿一千多万的人口是香港和澳门人口总和的二十倍，是
台湾人口的五倍半。所以，仅凭这人口众多的优势，也要让外商和港、澳、台商看
好四川本身就是一个需求量硕大的产品销售市场，只要政策给足，就不怕人家不感
兴趣。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萧秧一手导演的"四川海峡两岸经济技
术合作交流洽谈会"首次在成都举行。与如萧秧所预料的，与会的台商绝大多数都
在合同意向书中倾向合资产品或独资产品的内销导向。

　　在海外自由媒体煽起"萧秧热"的同时，大陆官方的对外宣传机构也被萧秧巧妙
利用。九三年五月，大陆官方出版的《了望》周刊海外版刊登一篇"特稿"，题为《萧
秧治蜀新篇章》。文中介绍：萧秧，四川阆中人，中等身材，以办事有魄力敢负责
著称。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德国，在北京玻璃总厂和北京市经委等部门工作
多年，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八十年代他任重庆市长、市委书记，又以思想解放、
词锋犀利、言谈幽默而闻名。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萧秧正式当选四川省省长，几天后即开始考察川东、川
南、攀西、川东北等地的县市，自称"要管全省大事，先后要吃透省情"。

　　在川东北贫困山区调查研究中，他看到这里的一些地方依然相当贫困，山民衣
食不足、居处不避风雨的竟达十九万户。他对当地官员说：我这一个多月的调查，
脑子里和本本上记得最多的是一个字：穷！我们四川山区还有许多农民穷呵。新中
国建立四十多年了，许多农民还这样穷……

　　有报道说，一九九三年三月萧秧在出席八届全国人大时，向海外记者透露了四
川准备采取一些更大胆的经改政策，但这些内容至今还没有得到中央的首肯，比如
建立"个体私营试验区"的政策。

　　在此之前，萧秧主持的四川省政府即已经把在该省的新津县建立一处"个体私
营经济发展试验区"的设想上报中央，立刻得到了田纪云的肯定。但中央也有人表
示反对意见说：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肯定了南方经济特区好就好在公有制还占主
体。如果现在办什么"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那就意味着在这个地区内是百分之百
的私有制。这样搞，显然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到黄昏

　　萧秧是一个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四川省的中、基层干部中间，流传着许
多关于萧秧的故事。比如：萧秧到基层视察时，很少携秘书同行，他的解释是可以
节省开支。而他发表讲话时，几乎从来不照本宣科。他说："我不反对别人让秘书
起草讲话稿，但我自己从不这样做。要讲什么，事先想清楚，写个题纲，不照稿念。
我们又不是总书记，讲话不必那么庄重、严谨。就是总书记在小组讨论会也不照讲
稿念。小干部一讲话就照本宣科，我的天呀！"

　　再比如，萧秧到四川后，总是强调自己还有那么点知识分子的清高，看不惯许
多世俗的事物。他说："我从北京外经委到重庆，没有将一个亲属调去。有一侄子
来重庆找我，我认为他是出差。得知他正在办调动手续时，我说：你快回去。什么
时候我不当市委书记，你再来。"

　　在重庆工作期间，萧秧最称得上惊心动魄的经历是：一九八八年，四川上空发
生震惊中外的"一一八"空难，一百多位中外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生还。而这架被摔
得粉身碎骨的遇难飞机上有一个空位本来是属于萧秧的。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萧秧在北京办完事后，同秘书一起赶
到机场，准备搭乘中国民航西南航空公司222号伊尔18型客机。这架客机已经在
北京——重庆航线上飞过许多个来回，萧秧同它是老相识。

　　到机场后，萧秧才知道这趟航班晚点五个半钟头。性机的萧秧不愿在机场耗费
时间，请机场为他改换马上要飞往成都的一趟班机，但因为这趟班机只剩下一张机
票，于是萧秧自己先行一步。

　　五个多小时后，晚点的222号飞机载着包括萧秧秘书在内的98名中外乘客和
10名机组人员从北京机场起飞，到达重庆市白驿机场上空后失控坠毁，机上人员
全部遇难。

　　萧秧接到报警电话后，火速赶到失事现场，陪同随后从北京飞来的国务院总理
李鹏及民航局长胡逸洲处理善后事宜。此时，人们才知道萧秧原本也是要搭乘这架
飞机的。

　　在此前后，从一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半个多月时间内，大陆接连发生了包
括"八一八空难"在内的四起重大交通事故，另外三起分别是：一起行进间的客运列
车火灾事故；一起客运列车与货运列车对撞事故及一起特快客运列车的重大颠覆事
故，分别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为此，国内舆论大哗，国务院迫于压力，不得不决
定接受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的引咎辞职，并给予民航局长胡逸洲行政记大过处分。

　　在举国上下到处都在议论这几起交通事故的时候，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重庆，只
要是熟悉萧秧的人，几乎都知道萧秧侥幸躲过"八一八"空难的传奇故事。其在重庆
的部下更是当面阿谀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果然，空难事故过后没有几天，萧秧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此后，虽然在十四大中央委员选举过程中名落孙山，但却在四川省人大的省长
选举中高票当选，而且得票数是888，中国人认为最吉利的数字。

　　除了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激进"，萧秧其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开明
的。早在一九八六年至八七年，萧秧在重庆处理学运分子的手段就显得比当地的其
它领导人高明。他一再强调大学生虽然容易偏激，但本质是好的。这样讲话，很容
易使大学生动情。一九八九年北京镇压"六四"以后，萧秧在重庆仍坚持低调处理"动
乱"分子。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李鹏、宋平等党中央的核心人物整天把反"和平演变"
挂在嘴边上，萧秧却敢于对海外记者发表感想说：关键问题还是要搞好商品经济，
这十年别再折腾。如果到二零零年(在经济发展上)还干不出个样子来，我看咱们别
天天讲反和平演变，看它变不变！

　　一九九三年三月底，萧秧在八届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为赵紫阳评功摆好，
且毫不讳言他个人对赵紫阳的尊重。如此大胆言行，自然令江泽民、李鹏等人懊恼，
但萧秧明白，他这样说话为自己的政治未来得了非常关键的一分。

　　正因为萧秧有如此开明的表现，大陆有不少人对萧秧寄予特别的希望。比如一
位曾因反对"六四"镇压而下台的高干就曾说：萧秧如果聪明的话，就不要赶在邓小
平之前急于进中央。他是个思想非常开明而又敢想敢干的人，其思想解放的程度不
逊于他在的后台万里。所以，一旦邓小平和陈云去世，万里等中共高层的开明派要
想推动中共政权的全面进步，自然会从下面提拔萧秧这样的人物进京。届时，才是
萧秧真正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最好时机！

　　但这个预测并没有成真。一九九六年发现得了肺癌且已过任职年龄的萧秧被免
去四川省长职务，只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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