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98/08/12 免费邮件号 N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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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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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公告:网络游行示威,声援印尼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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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舆论投诉（0篇）
2. 公开观点（1篇）
2.1 反贪污的效果胜过捐款千万倍
2.2 长江淤塞水患严重防洪策略失败
3. 推荐文章（一篇）
3.1 共产党违法案（连载一）
4. 大嘴巴园地（一篇）
4.1 关于若干名词用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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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 舆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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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观点（等待您的高见）
2.1 反贪污的效果胜过捐款千万倍 无名
中国洪灾不过损失百亿，但贪灾近千亿。
中共政府为香港回归庆典花费了近百亿人民币，而且是全民动员。
中共贪官吃喝玩乐每年花费尽千亿人民币，进口豪华轿车也是亿万之数，
中共太子党徒们每年从大陆向国外转移资产达百亿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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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江淤塞水患严重防洪策略失败
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国际河川网」组织主席威廉斯表示,目
前发生的长江水患正是中国防洪政策失败的明证。」该组织指出,这座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即使在2009年完工之后,也仍然无法阻
挡类似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爆发洪水所带来的危害。到目前为止,至少已
经有两千人在今年长江的水患中丧生,一千三百八十万人民被迫撤离他
们的家园。「国际河川网」组织说,泥砂的淤塞很快就会削弱大坝的蓄
洪能力。一位姓梁的生态学家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大坝并无法减轻
长江支流带来的洪水,最多也只能控制三分之一的水量。去年十一月八
号,长江三峡大坝开工以后,施工人员把大批的石块和土倒入长江以便堆
积坝体,围起一条三点六公里而流速缓慢的引水渠道。清华大学的黄教
授表示,为了保护大坝土方,大坝的周围必须尽量泄洪,但这样一来,长江
下游的水患就会更加严重。黄教授认为长江日趋严重的淤塞导致了这次
水灾,因为长江沿岸的植树遭受破坏,大量土石被冲到江中,造成淤塞,导
致洪水。长江沿岸居民现在被迫要建造更高的堤防以防堵夏天的洪水和
日渐升高的长江河床。因此反对兴建大坝的人士指责中国当局花费太多
的工夫在大坝上而忽略了堤防的建设。中国资讯专家曹思源表示,目前
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江三峡工程对未来防洪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从
今年长江水患看得出来,中国当局的决策不够慎重,决策程序不够科学,
它的正确性经不起检验。因此中国全国人大应该加强监督计划实施的功
能。
摘自“美国之音”电台新闻，１９９８年０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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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荐文章（一篇）
3.1 隆重推出郭罗基教授力作《共产党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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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
郭罗基
香港 民主大学出版 一九九七年八月
目 录
序言……………………………………………………………………ⅤⅠⅠ
诉讼纪实………………………………………………………………1
我对“六四”事件的保留意见………………………………………65
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73
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77
抗议书…………………………………………………………………83
控告书…………………………………………………………………87
告别书…………………………………………………………………93
起诉书（一）…………………………………………………………105
起诉书（二）…………………………………………………………113
上诉书…………………………………………………………………121
申诉书…………………………………………………………………141
公民上书………………………………………………………………181
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243
序 言
“六四”开枪以後，我站出来抗议镇压。抗议招致迫害，我又以起诉对付迫害。
我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名义下，利用合法的程序，谴责镇压人民的暴行，反对共产党
一党专权，历时三年多。我争得了被剥夺的出国的权利，应邀来到美国。
当年，我的发言和演讲曾在民间口头流传，我的法律文书被大量复印。国内的朋
友们多次带信来，希望将这些材料结集出版，以便研究和传播合法斗争的经验。现
在事情又过去三年多了。检阅书稿，惊奇地发现，居然还没有过时。这就是说，产
生这些材料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在社会科学方面，时间上、空间上的远距离观察，
反而看得更清楚。
“六四”以後，我处心积虑一步步地走向法庭。当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王蒙
已先我上了法庭。王蒙的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被《文艺报》的文章批评为影
射攻击邓小平。王蒙告《文艺报》主编郑伯农等人对他诬陷。但王蒙的诉状祗是与
郑伯农等人比对邓小平的忠诚。没有其他的意义，不过是为了一碗“坚硬的稀粥”
而已。
我在诉讼过程中，确立了一个命题：共产党违法。提出“共产党违法案”，是我
的小小的发明；但我并不拥有专利，希望更多的人来推广运用。
提出“共产党违法案”的意义在于：
第一，把法的权威置于共产党的权威之上；
第二，反党无罪；
第三，对共产党违法必须依法处置。
如果将这些意义加以扩充，必将动摇一党专权的根基。
常人欲求自己的著作不朽，我却希望这本书很快过时。根据中国的现实，人们对
本书不再感兴趣，比之对本书大加赞扬，更使我欣慰。
一九九六年一月
于哈佛大学
诉 讼 纪 实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
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
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
，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祗有团结战斗
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
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一九八八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
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一
九八八年五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
”运动七十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
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一九八九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
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
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
”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
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
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
论会，讨论讨论：究竟甚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
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
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
。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
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
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二百多人把长江大桥等
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
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
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
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
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
，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後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後，我想走上“
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後
，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像一九七六年那样，挥舞棍
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
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
（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
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他们不给我
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
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
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
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
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
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
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
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
时是不计後果的。“六四”以後，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
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
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
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
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後，他感慨道：“甚么事都干不
成了，还不知甚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
望你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
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後，翻来复去讲
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
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
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甚么事情都没有
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祗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
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
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
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祗有
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
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
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
织”。祗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祗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
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
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後强迫人
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
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
“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
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後，对“平息
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
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
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
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
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
府得以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
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祗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
“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
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祗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
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
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
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
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
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
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
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後，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
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
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
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
的支部共有十六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
“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
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过名。形势一变，又随
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後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
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
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
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
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祗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
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
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
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
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第三天，最後
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
，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
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甚么
“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
，说甚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
，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
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
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
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的发言一下子传开了，从系里传到系外，从校园里传到校园外，从南京传到北
京。其实，我并无独到的见解，很多人与我看法相同，祗是没有讲出来。既然我讲
出来了，别人就借我的名义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加以渲染。信息反馈回来，变成这
样：“郭罗基爆了一颗原子弹！他说邓小平的讲话祗有一句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他讲完了，有人威胁他：你敢不敢再讲一遍？他站起来，又讲了一遍，还叫
记录的人一字一句都记下。”我的发言越传越长，因为人们都把自己的话加进去，
成了“民间文学”。
不久，东欧剧变，北京惊慌。江泽民、李鹏签发了一个紧急电报，要求全国进行
所谓“反和平演变教育”。各级党委又一次从党内到党外组织人们“反思”，而且
还要每个人写出书面的“思想小结”。这一次，我不等到最後发言了，而且不无煽
动之意。我说，不仅老百姓要反思，领导人更要反思。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毫无反
思之意，祗是要求老百姓反思，还带有强迫的味道。我是愿意反思的，反思的结果
是：在中国讲真话很困难。我又拿出党章来念了两段，说：上一次我根据前一种党
员权利对“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保留意见，这一次我要根据後一种党员权利对核心
人物邓小平进行批评。还是用老办法，引了邓小平关于“对领导也可以批评”的一
句话，然後说“我批评邓小平就是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我发言时，有人点头，有
人插话，讲到这里，有人就笑起来了，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
我讲完後，S教授接着发言。他早已带头“反思”过了，此刻是针对我讲的。
他说：“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我以为要
把我打成“国民党”了，幸好，还不是。他继续说：“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国
的社会民主党思潮就在共产党内。”然後就大肆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本来我被封
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时又成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在共产党内
的代表人物”。这位教授在“六四”以後大出风头，经常应召进京，参与各种批判
文章的写作。北京正在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他刚从北京回来，就把这顶时髦的帽
子带了回来。
他又说：“共产党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是不是要把共产党推翻？”
我说：“即使做了许多好事，难道就有理由向人民开枪吗？有人为你做了九十九
件好事，最後祗做一件坏事，就是向你开了一枪，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位的大是大非……
”
L副教授为我帮腔：“罗马尼亚搞的是社会主义吗？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他
情绪十分激动。明指罗马尼亚，暗含甚么意思，大家心照不宣。
我是不动感情的，慢条斯理地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牌号。除了科学社会
主义之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有反动的社会主义，有保守的社会主义，有空
想的社会主义。还有农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等。东德搞的
是大墙社会主义，把人民封锁在大墙之内，强迫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罗马尼亚
搞的是夫妻社会主义，人民的财富变成齐奥塞斯库和爱琳娜夫妻老婆店的私产，存
入了瑞士银行。北朝鲜搞的是父子社会主义。古巴搞的是兄弟社会主义。我们中国
是老人社会主义，国家大事都由几个老人说了算。中国政府公开表示，说是尊重罗
马尼亚人民的选择。那么即使搞资本主义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党内文件又说
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不能说是人民的
选择；如果是人民的选择，就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究竟是甚么？”
其他人也有说上三言两语的，竟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在S教授一边。
S教授和我在五十年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後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
大学哲学系长期共事，相知颇深。在北京大学，平时我们都爱发怪论。运动一来，
他就深刻检讨而且还要揭发我；运动过了，照样发怪论，又是好朋友。如是者再三
。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先我调到南京大学来的。一九八二年，我被发配到南京大学
时，他常来闲谈，为我解闷。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你为甚么倒楣？”
我反问他：“为甚么？”
他说：“别人批‘四人帮’批的是‘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不同点，你批‘四人帮
’批到‘四人帮’和邓小平的共同点上去了。咳，你批得太深刻了，触动了共产党
左倾的老根子，所以邓小平不干了。”他把一个“太”字声调拖得很长。
我一想，果然如此，而原先我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应该说是他比我看得深刻。
不搞运动，他的“自由化”思想往往超过我；一搞运动，他又反起“自由化”来了
。我从北大到南大，历来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一九八三
年“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胡福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又指示南京大学党委，要对我这个“从来不
作检讨的人”进行“帮助”。S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副主任，他和党总支书记找我谈
话。我根本不承认甚么“精神污染”。党总支书记倒是应付差事，他却很认真，说
甚么“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你比党中央还高明吗？”党总支书记向上汇报：“开
会帮助，如果郭罗基反驳，大家又说不过他，怎么办？”正好胡耀邦来南京，中共
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壮了胆，就把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对我进行“帮助”的事一笔
勾销。他在南京大学党委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在北京发生的事我们不了解。有必
要可以谈谈心。”後来连谈心都未谈，可见没有“必要”。“清除精神污染”短命
夭折，S教授和我又共发“自由化”言论。一九八六年纪念“百家争鸣”方针提出
三十周年，许多报刊重提七年前我提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北京有人提
出“要为郭罗基平反”，S教授也表示支持。“六四”以後，彼此态度截然不同，
他又站在批判的立场来对待我了。我从北大到南大，看惯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
分子的众生相。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写一部当代的《儒林内史》，其历史意义
和文学价值肯定会超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S教授就是可以入《儒林内史》的
人物。
“反和平演变教育”要求写书面的“思想小结”，无非是为了装档案袋。中国人
就怕档案袋，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辈子不得解脱。我的档案袋里已经装了许多东
西，再加一点也无所谓，我是不怕的。但我在会上给大家提醒一下，表示拒绝写书
面材料。L副教授居然起来响应：“我也不写！”
这一天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比起三个月前的那次会来，表明形势的发展有了
很大的进步。会前我和不少人交换过意见。我的第一次发言未遭大难，有人就跃跃
欲试，跟了上来。 不久，又在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地方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目的当然是为了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党员和不拥护镇压的党员实行清洗。
所谓“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整党运动进行过一
次登记。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整
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
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邓力群作补充发言，点了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胡绩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阮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和我六个人的名，作为全国的批判重点。其他五个人都有一官半职，祗有我是白
丁，但我的罪名最重。邓力群说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的典型”、“‘三种人’的标
兵”。所谓“三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
的人，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按当时的标准是“敌我矛盾”。邓力群指使教
育部派了两个人来南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我公开检讨，说是“要求不高，
祗要像白桦那样，两千字就行了。”我拒绝了。整党中提不出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我
是“三种人”，但又不肯罢休，结果对我作“暂不讨论”的处置，没有登记，由原
单位北京大学进行“审查”。我强烈地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共中央《
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中祗有“准予登记”、“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三种
，没有“暂不讨论”这一条。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除了一人态度暧昧以外，
都是支持我的，在支部大会上激烈批评上面的错误决定，最後议决：由支部委员会
写个书面报告，向党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这里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严重缺
陷，作决定的人可以不遵守自己作的决定，特别是代表党中央的那些人，而一般党
员又无法监督他们遵守；若是向上控告，还是由不遵守决定的人来处理不遵守决定
的案件，下文如何可想而知。一九八六年“七一”前夕，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我为“优秀党员”。爆出了一大新闻，共产党领导机关决定“
暂不”登记的党员，在普通党员眼里却是“优秀党员”。我本人并不优秀，我认为
这是对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对领导机关不讲道理的抗议。领导和群众对立
，必然引起群众和领导对立。党中央某一个领导人还批评南京大学哲学系“选举郭
罗基为优秀党员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对于研究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有
意义的。不是声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吗？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优秀党
员”，事先被领导定为不能登记，“集中”的基础何在？事後又被领导说成是“错
误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了甚么？直到一九八七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已经
宣布结束，而我的党员登记问题还是“暂不讨论”。又过了一年多，北京大学党委
才拿出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的审查结论》。虽然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罗列了一
大堆“严重政治错误”，还是没有找到“三种人”的定案根据。既然罪名不能成立
，理应为我平反。南京大学党委居然还要我作检讨，才准予登记。党内掌握领导权
的人是没有错的，明明错了也不算错；而被领导的人则必须不断检讨认错。我问：
“要我检讨甚么？”党委书记韩星臣说：“人人都有错，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
这算甚么理由！我不作检讨，相反，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写信给当时的总书记
赵紫阳，提出控告，要求“对诬陷诽谤者邓力群予以制裁”。勒令检讨与拒不检讨
僵持，所以一直没有登记。“六四”以後“党员重新登记”，党委就想将一九八四
年遗留下来的登记问题不了了之。我却不依，提出：一九八四年整党时一个“暂不
”，已经六年了，我还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就谈不上“重新登记”，应当先讨论我
的登记问题。党委说，参加“重新登记”一起解决。我就宣布：既然我有资格参加
“重新登记”，等于我已经登记，这就是我坚持不作检讨的胜利。
“党员重新登记”有一项规定，首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必须承认一些
先决条件，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
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则连参加“重新登记”的资格都没有。我当然不会承认这
些，但是如果不申请就是自动出党。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有人希望我带头在校门口
贴“退党声明”，还说会有十几个人跟上。我说：“如果我不是党员，现在决不参
加这个党；既然我是党员，现在决不退出这个党。”我还劝大家不要退党，在党内
坚持斗争：“反腐败的人都退党了，不是把阵地完全交给腐败的人了吗？”法律系
有一位青年教师按捺不住，写了“退党声明”，结果“六四”以後被开除党籍。开
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他本人又举手投了赞成票。其实，他根本不必参加会议。过
于冲动的人，往往又胆怯。党员应有退党的自由。到了这时，共产党祗许进不许出
，成了封建会道门。共产党不许退党是一种考虑，反腐败的人们不应退党是另一种
考虑。孙悟空还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才好发挥作用。已经在共产党肚子里的
孙悟空们，为甚么要自动退出呢？所以，我总是愿意留在党内。不怀好意的人正在
瞧着我，如果我提出申请，就可以逼我就范，承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
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定自己，深刻检讨。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不要
申请，自动出党。我还是申请了，我的申请书上写着祗承认党章。我准备过这第一
关就和他们斗一斗。假如他们不接受我的申请，我就要问：“你们所列的那些条件
是否包含在党章之内？如果包含在党章之内，我承认党章为甚么拒绝我的申请？如
果不包含在党章之内，怎么能成为党员的必备条件？”我的申请书交上去之後，没
有任何反应。我不承认那些先决条件，照样参加“党员重新登记”。
我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之後，就在堡垒内部攻打。我提出：上一次“党员登记
”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这一次“党员重新登记”是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
织部推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党章的。“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列入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中所没有的，也是违反党
章的。党总支书记郭广银自作聪明地说：“下一次的党章就有了。”我说：“既然
要等下一次的党章才有，这就证明确确实实违反了现行党章。”党委没有正面的答
复，说是：“你可以不申请嘛！”他们感到麻烦了。有的人虽然在会议上不敢有所
公开表示，私下同意我的说法。因此，“党员重新登记”的庄严气氛大打折扣。
“党员重新登记”的程序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个人总结，支部评议。在支
部评议之前，支部委员分头与每个人谈话，掌握动态。支部委员L副教授找我和刘
广明谈话。
L副教授是我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後才相识的，他曾主动对我表示支持。那时他是
党小组长，我在他的党小组里得到了保护。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优秀党员”就是
他提名的。在一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为我仗义执言，要
求取消对我的不公正待遇。韩培新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L副教授对我和刘
广明说：“现在支部里祗有我们三个人能谈谈心了。”他要我们两人谈谈各自的打
算。刘广明是参加民主运动的青年教师，现正受到公安局的不断传讯。他处事稳重
，运动高潮期间并不激进，高压之下也不软弱。他的打算是不失原则，蒙混过关。
我说，我不会为了登记而拿原则做交易。我已经举起反对镇压的旗帜，党员可以不
当，旗帜不能倒。L副教授动情地说：“这个党员当得有甚么意思？我和老婆半夜
醒来，一起商量，不当党员了。後来一想，家里有老人孩子，不行，……”他同意
我们的打算，说：“支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保证，不知上面批不批？”谈
话结束，跨出门的时候，他还说：“好，就按既定方针办！”L副教授也是一个可
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他的好戏是在後面。
每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总结，然後大家评议，是否同意重新登记。其
他人都顺利通过，刘广明报告了总结而没有就是否同意重新登记的问题作结论，我
连总结都没让报告，大概怕我在会上“放毒”。随後就放暑假了。我的重新登记问
题和上一次的登记问题一样，还是“挂起来”。
我估计，最终是不会让我登记的。我在党内四十多年，这是一生中主要的经历，
今後上帝大概不可能再给我一个四十多年了。我想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先前为甚么
入党？如今为甚么出党？作为我的人生备忘录，也是对共产党的告别书。一九九零
年的暑假，我就干这件事。谁知思绪万千，文章越写越长，挥汗疾书，写了十几万
字，还没有写完。
开学以後，党总支的负责人谈起我的登记问题，我就说：等我的书面材料写完後
，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然後开支部大会评议。我是想把我的“不同政见”
变成打印稿，以广流传。开始他们不置可否，十一月二十二日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
书记正式找我谈话，说“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大概请示过上级了。这次谈话，
她们要我谈谈“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六四”以後，在高压之下，我祗是顶
住，提出保留意见。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的调子就升高了，准备反攻过去。
我说：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封建主义专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质
是镇压人民；再加上“党员重新登记”违反了党章，这就是我的“三点看法”。事
後他们整理了一个书面的谈话记录向上报告，要我签字。我认为很好，可以留下一
个历史资料，非但签了字，还把它修改得更明确一些。
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後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收容审查”是
没有法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
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
面，与逮捕没有甚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
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
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
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後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
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
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
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後，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
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
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
。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
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
；“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
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
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後以南京
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
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
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後不久，
春节以前，二月十一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
。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
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
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
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後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
。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
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
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
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
老师到南京以後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後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
待不交待？”然後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
“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甚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五月十四日
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五月十三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八日南京市大游
行，你五月十七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九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五月十八
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都是关键时刻，你干甚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
干甚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
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
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
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
撤职。此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南京时他来访才相识，
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
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
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後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祗有一句：“一个钟
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
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一九八九年居然办成。九月一日，
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
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
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
革命宣传鼓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
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
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後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
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
开枪的祗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六月五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
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
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
。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後，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
了。高尔泰被关四个月後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
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
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
出狱以後，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从北
京到南京，我有几次“抓进去”危险，结果都化险为夷。有人解嘲：“你命中没有
牢狱之灾。”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
一月二十八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
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
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
的，可以转材料，最後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
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
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
》中那些可笑的范进们，换上了二十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
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
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一九八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
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
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人！”
“教师团”的负责人段小光、王建华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准备征集教师的签名。他们
让我过目。我祗改了几个字，正要签名，段小光阻止，说“我们祗要你把把关，不
要
你签名。”我问为甚么？他也是说：“你好不容易通过为博士导师，一签名就完了
。”第二天，大字报贴在校园里，我特地跑去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当场，还有几个
教师也跟着签名。“六四”以後，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
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
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
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
。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
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
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甚么结果，我祗是表现
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
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
次预备会，“统一思想”。三月十四、十五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後以“不
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
点看法”。评议时，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
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祗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
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
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
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一九五七年以後，共产党
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
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
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
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
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
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
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
浓。时代确实不同了。一九五七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
欲辩不能，当场跳楼自杀，以死表示抗议。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
支持我的朋友也祗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
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
国的现状还能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
。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
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
，那么他自己为甚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祗是考虑到“家里有
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
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
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
可惜。祗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
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
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
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甚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
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
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九票对七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祗差一票，如果是八票对八
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甚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
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六四”以後，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
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
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後，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
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
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後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
一些。当时已是下午六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後再开吧。事後，他们又赖帐了，
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
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後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
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甚么分子，但後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
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
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
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
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
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
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
，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
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
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
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一九九一年暑假以後，九月十二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
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
，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後，我发表“不同政见”祗限于党
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
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上面的精神’是甚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甚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
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
，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
以後，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
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後，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
禅：“多做工作有甚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
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
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甚么他就是不说
。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
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
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
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
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
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後采取行动的权利；第
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甚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
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
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後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後一再强调：“希
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後，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
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
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
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
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
，根本没有甚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
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像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祗要一个党委书记
就行了。”但後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
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
象祗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
，他们自己又不懂甚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
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
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
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
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
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後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
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後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
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後襟长了。
我妻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甚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
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
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像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
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
，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
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
，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
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一九九
二年七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
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至少需三千美
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
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
党委书记韩星臣说：‘像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好极了，比我预计的
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
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
，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
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
：“也有道理……”。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教训留下
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
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中国的现实是“党政不分”。但我的起诉不能“党政不分”，虽然违法的事实是相
关的。我分别以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委为被告，进行起诉。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
南京大学和哲学系，他们不是行政机关，根子追到国家教委，就构成行政诉讼。我
起诉南京大学党委，还想引出一般性的命题：“共产党违法”。苏联解体以後，“
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引起诉讼。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但此时提出问题
，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何不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
我知道我的官司在法庭上是打不赢的，但在道义上一定能打赢。我的诉状主要不是
给法官看的，而是给人民看的。这就决定了状子的写法。起诉书有一定的格式，逐
栏填写则索然无味。我不去管它，自成一体。
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抗议书》是手写的，复印了几份，作为抄送件给有关单位
。其中一份给了南京大学学生会，他们又去复印了许多。这事提醒了我。我几次要
党委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他们不干。我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写作诉状，便于打
印、复印，以广流传。
当时我手头拮据。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後，祗发“基本工资”；听起来还是“基本
”的，其实祗是全部实际工资的一小部分。後来发“职务补贴”，我的“职务补贴
”在助教之下。我问校长，我算甚么职务？没有答复。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领取
工资。这样，我就没有收入，靠朋友接济。恰好有一笔意外之财。台湾时报文化公
司将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收入丛书，给了六百美元稿费，换得三
千三百元人民币。我走进一家电脑公司，老板说，不谈生意，先谈友谊。电脑是现
代化的，经营电脑的人脑也比较现代化。当我得知一台IBM 286的电脑售价是三千
九百元，面有难色：“我祗有三千三。”对方却说：“好！就三千三。你郭先生要
用电脑，我们送你一台都是应该的。”那种电脑的进货价是三千四，临走还送我一
个多用插座和五张软盘。我在中国办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是明码的“自
由化分子”，办事的时候对方知道我而我不知道对方。如果遇到“反自由化”人士
，往往横生枝节，多方刁难，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事也办不成。如果遇到心心相印的
人物，则排难解纷，锦上添花，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後一种情况越来越多，
使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
三
我的两份《起诉书》早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就已用电脑写好，预定发出的日期是一
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为甚么？因为这是学期的最後一天。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
利的一个说法叫做“缓聘”。如果起诉早了，他们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就聘；
到了学期的最後一天，这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有充分的时间将写好的《起诉书》多方征求意见。在南京，我的朋友和家人没有
一个人支持我的做法，都说“太危险”，“弄不好扣一个‘反革命煽动’的帽子，
把你抓起来”。连学法律的人也不赞成。有几位很动感情地劝我、求我，说是一定
不能发出去。“你不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家里的人呀！”我非常非常地为难。这种经
历从前已经有过。“文化大革命”後期“批邓”的时候，我拒不表态，成了“大辩
论”的对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辩论，还不行吗？”“革命群众”大吼大叫
：“就是不行，我们要跟你辩论到底！”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没
有讲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完全是亲身体验。白天，“革命群众”找
我开会“大辩论”；晚上，亲朋好友登门轮番劝说：“你表个态算了，这年头谁不
讲假话！”那些日子，我觉得晚上比白天难熬；善意的劝说比恶意的批判压力更大
。现在，我又一次违拗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但後来我上了法院，他们
就转为积极支持了。这是善意和恶意的区别。
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不同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准备在将《起诉书》送法院之前
先带到北京、带到香港、带到美国，以防在无声无息中被扼杀。
恰好闽琦来南京看我。他和陈子明、王军涛一起，原在民办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
工作。“六四”以後，研究所被解散、几百万元资产被没收。他逃亡到内蒙，以采
药为生。躲了两年多，回到北京，不再抓他了。没有工作、没有户口，倒也自在，
所以有时间到外地跑跑。他看了我的《起诉书》，大为赞赏。我就托他带到北京，
大量复印，广为散发。他还说，他也要进行合法斗争，告派出所无理吊销户口。
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几经曲折把《起诉书》带到香港和美国。
1.起诉
一月二十五日，我将两份《起诉书》用挂号寄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不能送上
门去，如果他们当面拒收，下面就没有戏可唱了。同时将副本寄给江泽民和邓小平
，并各附一信。在南京，我公开散发了几十份。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家就热闹了。我的《起诉书》上有地址和电话。常有不速之客
，不为别的，远道而来向我表示敬意。电话也很多。用电话表示者，往往不愿讲姓
名，我从来不问。
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高兴，见了我就问：“甚么时候开庭？”还有人说：“我们有
几千人要去旁听，把它新盖的礼堂挤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刚搬进新盖的大楼
，就在南京大学对门，要是去旁听，祗需跨过马路，十分方便。我对他们说：“旁
听可以，千万别‘闹事’；你们‘闹事’，对我就是帮倒忙。”他们相对一笑。
原南京大学的学生、吃了两年官司的陈学东看到《起诉书》後来找我，他为民主运
动期间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後悔，表示要学习合法斗争。他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
意志很坚决。
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说是全校所有的复印机不准复印郭罗基的状子
。大学生们说，不给复印，我们不能用手抄吗？有人告诉我，他至少看到三种手抄
本，字迹还很工整。
到美国以後，刘青告诉我，他们在北京约定：谁得到郭罗基的状子，各自复印十份
，分发给自己的朋友，依此类推。总共复印了多少，已无法统计。怪不得有人从遥
远的地方打来长途电话，说：“你的《起诉书》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要和你核对一
下。”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应当在七日内立
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的朋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有何动静？过了七日
，毫无动静。朋友们说，情况不妙。我的估计则相反，我认为法院有麻烦，时间拖
得越长对我越有利。
种种内部消息，慢慢地传了出来。
公安部门还是老眼光，认为我所散发的《起诉书》的内容是“反革命煽动”，要把
我抓起来。中共江苏省委不批。省里的一些厅局长干部是我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他
们施加了影响：“要说郭罗基是‘反革命’，砍了我的脑袋都不相信！”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又给南京大学党委打电话下指示来了。不久前，他在长春召开
了一个“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点了我的
名。强调{说“郭罗基一贯思想反动，敌视我们。”现在他说：}“郭罗基又跳出来
了”，他要求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北京发号
施令好说，南京大学党委具体执行不好办。我的《起诉书》产生的影响和大学生的
情绪，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说，开批判会让不让郭罗基发言？他
一发言下面鼓掌怎么办？于是请示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
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国家教委的意见，认为“公开批判祗能扩大郭罗基的
影响”，要求南京大学党委通过个别谈话解决问题。报告送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电复：“同意江苏省委的意见”。
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们开会研究如何进行个别谈话。他们公推党委书记韩
星臣出面，韩说：“不行，我说不过他。”又推校长曲钦岳，曲说：“他告的就是
我……”最後推定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党委常委董健找我谈话。董健在家学了三天
法律，拟了一个谈话提纲，又经党委讨论通过，以示集体负责。然後，党委办公室
的干部打电话给我：“郭罗基同志，党委通知你下午两点来开会……”
我说：“我已经不是党员，党委有甚么权力通知我去开会？”对方无话可说。
又有一位女士来电话，很和气：“郭先生，我是校长办公室的，校领导请您下午来
谈谈。”
我问：“谈甚么呀？”
“我还不知道，我去问问。”她去问了又来：“说是谈您的告状问题。”
我说：“告状问题应当到法院去谈。我是原告，校长是被告，有话在法官面前讲。
”
她说：“请您等一等。”大概她去转告了我的意思，又拿起电话：“校领导问，您
来不来？”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法院通知我，马上就去；到南大谈告状问题不是地方。”
党委以“郭罗基不愿谈”向上交差。董健的朋友告诉我，他很高兴，如释重负。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英国BBC驻北京记者麦杰斯。我得
到您的两份《起诉书》，我们要广播，您同意吗？”
我说：“既然你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起诉书》，也就不必得到我的同意。”
他心领神会，笑出声来：“您回答得很巧妙。”
下午，又有人来电话：“我是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史进德。我的中国朋友给了我两份
您的《起诉书》，我想写一篇报道，您是否同意？”
我说：“新闻自由嘛！报道不报道，怎样报道，是你的事情。”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两个英国人汉语讲得很好。他们对于我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实问得很仔细。
同一天晚上十二点，英国BBC节目主持人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提
了五、六个问题，最後一个是：“在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您认为告状有
用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阐述了开展人民护法运动和人民立法运动的主张。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有客来访。一看名片，是新华社驻江苏记者高峰。他说，刚听
到BBC的广播。“你告党委，这确实是新闻，所以我也来采访一下。”
我说：“这样的新闻你能公开报道吗？”
他笑呵呵地说：“可以写‘内参’嘛！”
我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上你们新华社的‘内参’，‘参’进中南海，邓小
平就点我的名。”
他补充道：“你来南京以後还‘参’过几次。”
我问：“你来采访不会是个人的行动吧？”
“当然，领导上打过招呼。”
我想，是“领导上”派他来摸我的底的，因为这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找我谈话。他
问了许多问题，作了详细记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法院不予受理，你
怎么办？”他们最怕煽动学生闹事。
我说：“我坚持按法律程序上诉、申诉，但究竟怎么办，还要到时候再看。”我让
他们既放心又不放心。
又过了一天，美国之音（VOA）节目主持人东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我进行采访
。二月二十四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专题节目。先是放我的谈话录音
。接着有两位对起诉事件发表评论，一位是《中国之春》的主笔胡平，一位是未透
露姓名的、南京大学毕业後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女学生。这位女学生嬉笑怒骂，言
语生动：“我觉得中国领导人真蠢。他们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关在国内，不让出国
，自以为得意。其实是不得安宁。”这一点，大概提醒了中国领导人，後来变得聪
明了。他们陆续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出国。但放出国就不让回国，以为从此祸水断
流，又过于自作聪明了。这个节目的後半部分更有意思。
东方：“作为被告的南京大学党委和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呢？”电话打到南京大学
党委：“你们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罗基教授起诉党委，知道吗？”
“知道。”
“你们党委是甚么态度？”
“我们……我们没有态度，听法院的。”虽然显得很笨拙，还不算太离谱。
电话打到国家教委党委，说是请政工司答复；又打到政工司：“南京大学的郭罗基
教授起诉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国家教委是甚么态度？”
“这个……，这事你问外交部，由外交部统一口径。”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有许多人
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听到这里，不禁哄堂大笑。评语是：官越大越蠢。
东方：“好，我们将打电报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请他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提出来。”
後来东方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果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提出来了，发言人说：“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们不能代替国家教委来回答。”
BBC和VOA广播以後，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表示声援，还有从陕西汉中
的深山和贵州边远地区写来的。《起诉书》的流传，大概主要是在城市。电磁波比
文字传得更快、更广。关心我的朋友们兴奋地说：“这下子你的安全没有问题了！
”我说：“中国公民的安全要靠外国的舆论来保障，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三月二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向我送达出庭通知，让我
签字，颇为郑重其事。但态度友善，其中一位环顾四周，还找一点题外的话说说：
“郭教授，你这是文人之家，很高雅。”
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已在等候：一位审判长，两位审
判员，一位书记员。先是例行公事，核对姓名、年龄、地址等等。审判长开讲，解
释一下为甚么审理的时间拖得那么长，说是因为法院搬家。对我的起诉，结论是“
不予受理”，理由有三条：
一，南京大学党委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
二，作出“缓聘”和不同意出国的决定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
围；
三，国家教委没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我对这三条当场一一反驳，那些意见已经写进了《上诉书》。
我特别针对第一条反驳：“你们讲的这条理由，我早就想到了。我的《起诉书》是
两份，你们却没有注意到。我对国家教委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当然适用行政诉
讼法。我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如果一
定要问，这是甚么案件？祗能说是‘共产党违法案件’。我找不到适用于‘共产党
违法案件’的法律，祗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法院去解决。你们在不该用行政诉讼
法的地方用了行政诉讼法，不是我的起诉不应受理，而是你们自己把适用的法律搞
错了。”审判长一下子脸都红了。
我讲完後，他们也没有甚么可讲的了，给我一纸《裁定书》，说：“你上诉吧，上
诉吧！”一位审判员提醒我：“注意上诉的日期，十天。”是的，法院违反了程序
，裁定超过七日，我无可奈何；如果我的上诉超过了十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
作废。
按规定，庭审记录要本人签字。我将记录作了一些修改。书记员愿意再抄一遍让我
签字。等待的时候，就进入非正式会谈。法官们都叹起苦来，待遇低、住房挤。审
判员中有一位女士，也就是上午送通知的那位，别人指着她说：“一家三代人，还
住着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她本人倒是笑盈盈的，并无怨言。他们大概都是清
官。
我起身的时候，他们都为我送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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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嘴巴园地（一篇）
4.1 关于若干名词用法的建议 魏亚桂
历史名词，划时代的名词，用得好，可以继往开来，用得不
好，会割裂历史，所以一定要用好。下面是若干历史名词用
法的建议。
新社会、旧社会：党的十五大，是个划时代的大会。江泽民
同志入核主政以来，全国形势是气象新、日日新！因此，十
五大闭幕以来的时期，应改称“新社会”。在这以前的“邓
小平时代”，应改称“旧社会”或“无核社会”。更以前的
“毛泽东时代”，即日起改称“旧旧社会”。用法举例：在
万恶的旧旧社会，我们吃糠咽菜，过着水深火热牛马不如的
生活。
解放前、解放后：原指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尤其十一届
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前后。鉴于现在已是第三次解放思想，
解放次数已经太多，建议暂停使用这些词汇。如果非用不可
则可将现在称为“后后解放后”。用法举例：解放前，我们
无限热爱毛主席。
建国以来：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用法举例：建国以来，
我国实行书同文、车(ju)同轨，两千年来共修建城墙××里，
公路××里，铁路××里，和印度差不离。
十月一日：建议改为“国共易帜纪念日”，又名“中国人民
罚站开始纪念日”，这样比较不那么割裂历史。
--
十·一又到了。想起当年积极的联谊会。一年，盛大的国庆
联欢会，把当地市长也请来了。席间市长致词，说，恭贺贵
国三十九年国庆。三十九年，多么年轻的国家，多么古老的
文化……
我心里骂，去你爷爷的，我们的国家才不年轻呢。
打那起我才意识到把一个政党打内战打赢了的那天当“国庆”
是多么滑稽的事。叫“党庆”也许还差不多。
谁要敢说我们国家年轻，可让他看看我们六百年前拥有钓鱼
岛的字据。 (9/28/96)
====================================================================
结束的话：
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互联网中的焦点访谈和现实中的法律斗士！
我们联系了部分企业，他们将在我们免费邮件"舆论"中做广告，每期广告不
会超过200字 ，我们不会向网友们要求任何资助，请将您想说和抱怨的麻烦告
诉我们吧，我们会提供律师的专业意见和如果打官司所需时间和费用的估计，
我们要互助，我们帮您宣传，全国121万网友，正义之士比比皆是，想投诉谁，
你敢写，我们就敢发表。
我们的邮件有网友向国内和国外大量传播，如果万一真有巨大的不平和旷世奇
冤，我们立刻能让消息散布到全世界华人界的每个角落，和尽我们所能帮助您，
我们邮件已经被列入世界华人电子邮件杂志栏目列表，在加拿大、澳洲等地都
有读者，在此向所有为此事努力和提供帮助的朋友和网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成为编辑之一
（编辑的义务是将对第二天邮件的初稿的稿件意见和评语加入后及时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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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为考虑要预防万一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我们所以需要有至少十位编
辑，将都是候补红旗手，一旦在没有任何事先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停刊长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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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中文走遍天下》
http://www.myfreeoffice.com/immigration/link.html
No.3-----------------------《百家中文论坛排行榜》
http://come.to/bbs100
No.4-----------------------《廉政风暴》
http://members.xoom.com/china98/
舆论邮件.中国商业和法律互助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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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稿件如需要公布邮件地址的，请明示，我们一般会帮您省去邮件地址。
如果您觉得此邮件还能入目，请向朋友推荐，谢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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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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