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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前言  　 
　　　我在1987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中曾经指出，边际主义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它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对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边际效用学派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兴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专门研究，它以其资料丰富翔实、分析严密周到和论述准确生动而倍受读者好评，甚至被视为经典性的著作，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特别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史的必读参考书；该书初版于1960年，早已售罄，学者们往往欲求而不可得，成为书中珍品，有鉴于此，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部书。　   
　　本书作者理查德·豪伊（1902年生）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史）家，他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起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历任经济学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前后长达44年之久，直到1973年退休。豪伊教授还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经济学文献收藏家。　   
　　1984年我赴美研修期间有幸与豪伊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获赠一册他的这部名著。在得知本书译事之后，他又应约于1987年8月为中译本写了一篇学术评论性的序言，同时寄来了他的一篇题为“边际主义的起源”的论文，该文是作者于1971年夏在意大利白拉吉纪念边际效用学说问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豪伊教授在来信中说：“这篇论文是对我的著作（即指本书）的补充。一方面，我的书只写到1960年，而这篇论文涉及的范围扩及1971年。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充分利用了《瓦尔拉斯通信及论文集》中的资料，这部论文集是贾菲教授的不朽之作，三大卷，1965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本书择译了作者的这篇论文。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要特地向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文融教授、东语系杨康善教授、经济系范家骧教授表示感谢，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和认真地协助我翻译了原著中为数不少的法文和德文语句，从而使本书得以圆满译成。全书文责当然应由译者自负。欢迎读者指正。　   
　　晏智杰　   
　　1987年8月　   
　　本书原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本书中译本即据该版本译出；198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早期著作”出了重印本。与原版相比，重印本增加了一篇乔治·斯蒂格勒教授撰写的前言，并将上文提到的豪伊教授本人的“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作为重印本的绪论，正文则全部是1960年版的重印。豪伊教授于1989年12月给我寄来一册刚问世的重印本，我据此补译了斯蒂格勒教授的前言，并将“边际主义的起源”一文的全译文作为绪论，正文译文则保持原样。　   
　　原书各章的注释集中排在全书正文之后，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将注释移到各页正文之下，由于作了这个调整，出现在同一页上的原书注释的页码同原书正文的页码就不连贯了，提请读者注意。　   
　　晏智杰　   
　　1990年3月　   
　　此中译本在译成之后11年终于问世，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要感谢他们对出版学术著作的热忱，对该书学术价值的重视和认同，以及张红女士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晏智杰　   
　　1998年12月17日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中文版序言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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