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行王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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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其运行王汉生一、关于传统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已有多位研究者猎足。他们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观察，其中心问题是基层社会的稳定或动乱来源，以及国家（或历史中的“帝国”）政权的进入（在农村建立统一管制秩序）同其原有秩序的关系。已经提出的概括有“双轨政治”（费孝通，1947），“士绅操纵”（孔飞力，1980）、“经纪体制”（杜赞奇，中译本 1995）等。 1、士绅操纵（参见农村研究 1）孔飞力提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根基，这就是由名流（或称“士绅”）操纵的政治生活。名流具有双重身份：社会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僚集团，其中没有官职的生活于家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士绅的文化凝聚力、补充国家各级官僚职位的人员流动、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合作，使得政权建立在这个集团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他们的利益。但是在咸丰朝之后的若干年里，这一社会基础受到削弱。传统名流在 20 世纪开始解体，原因是现代化造就了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很难与中国农村的利害产生一致联系（孔飞力，1980，中译本 237 页），后来农村士绅开始向城市社会单向流动，从而在整体上渐渐离开了农村社会生活秩序。费孝通、梁漱冥、陶行知等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2、双轨政治在对传统社会如何与农民发生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费孝通提出了“双轨政治”的概括。他认为，在乡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中，“皇权”是一轨，代表“霸道”，“绅权”是一轨，代表“王道”。乡绅是有独立人格的，是国家霸道侵入基层社会的防线，也是基层社会活力的保证。他强调乡绅的自立性和积极意义。（费，1948《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胡庆钧认为由于政府权力难以达到基层，地方权威实际存在于士绅们的手中，通过对上级政府委派的公务及其它地方事务的控制。（费孝通、吴晗编《皇权与绅权。绅权的本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孙立平认为，士绅在分散的经济社会结构与集权性政权之间建立了一条使两者能有机联系起来的纽带，国家政权通过士绅的作用将自己渗透能力深入到基层社会，并且士绅在官府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缓冲，从而形成一种三个层次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只形成两对直接关系，即国家对士绅、士绅对民众，而民众对国家的关系则由于士绅的作用而被隔断了。”（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2 年第四期） 3、经纪体制杜赞奇在对近代中国农村进行分析时，讨论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扩张的问题，建议用 “经纪体制”理解基层社会结构。他认为“经纪人模式”比“乡绅模式”更能概括晚清中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乡村中国，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进程，即 “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这一进程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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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的：在乡村中国，知县（代表国家）如果要有效地控制那么多的农民，就必然要利用“役吏”这种非正式官僚或地方这种自治性官僚人员来执行公务，役吏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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