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文化: 勞動市場中制度與結構的性別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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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台灣社會學刊』第 29 期，頁 97-125 找回文化: 勞動市場中制度與結構的性別化過程* 研究紀要張晉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電話：26523335 傳真：26510415 電子郵件：chinfen@gate.sinica.edu.tw * 本文研究經費的提供主要來自中央研究院「組織主導的當代社會」主題計畫及國科會專題計畫 (NSC83-0301-H001-040)。初稿曾發表於 7 月 11 日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舉行之「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小型研討會中。除了多位與會者的指正之外，作者要特別感謝黃淑玲、陳美華、和蔡明璋，以及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及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諸位教授和同學、女學會讀書會參與同仁的批評和建議。此外，兩位評審人和編委會的諸多批評與意見，對於本文的修改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作者深表感謝。最後要謝謝鄧佳蕙和傅叔貞在訪談和資料整理上的諸多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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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前言許多研究已指出在台灣勞動市場中，兩性之間勞動待遇的顯著差異，包括女性的平均薪資不如男性(王素彎及連文榮 1989)、升遷期望較低以及升遷機會較少(張晉芬 1993)、和傾向於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低技術或低知識密集的職業或產業等（Lin 1989）。但目前似乎仍缺乏研究探討形成和維繫結構性或制度性性別化勞動結果差異背後的機制。事實上，結構和制度的存在從來都不是獨立於個人行動的。包括 Anthony Giddens 及 Michel Foucault 等學者在內，都曾提醒關於結構的影響和權力的作用往往是透過社會中個人與結構、制度的互動而形成的 (Savage et al. 1992)。在呈現制度和結構的障礙之後，女性與勞動市場研究的下一步似乎應是要為結構和制度的性別化過程提出一些解釋。在理解組織內部的制度和結構如何運作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認知到組織本身並不是理性及中性建構的產物。Acker (1990, 1992, and 1998)，Acker 及 Van Houten (1974), Calás 及 Smirchich (1992 and 1996)，Savage 及 Witz(1992)，和 Witz、 Halford、及 Savage (1996)等都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在理論層次上，Acker (1992) 指出，造成組織的運作(practices)、過程(processes)、和勞動結果(labor market outcomes)性別化的深層邏輯就是社會持續使用家庭角色和再生產能力看待女性的勞動參與。是以男性特徵、男性間的互動模式(male socialibility)和男性與托育及家務勞動脫鉤的狀況，建立「身體化」(embodied)和「去身體化」(disembodied) 同時並存的職場(亦可參考 Savage et al. 1992)。性別化的操弄和性別關係牢牢的鑲嵌在組織內的次結構(substructure)，而這個次結構才是組織內部實際運作的核心。以職業性別隔離為例，Patricia A. Roos 及 Barbara F. Reskin(1984)曾經就勞動者工作生涯不同的時間點或事件，整理其他學者的研究發現，職場上看起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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