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
一棵永不枯萎的常青树
——写在今年"诺奖"时节的文学断想
谯志宏
一
媒体和其他各界——其实主要是文学界——人士的期待与猜测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名花有主了.——当然,又与中国作家无缘.
朱文曾很刻薄地说,每年一到"诺奖"颁奖的时节,中国的作家们就要集体性地习惯性"痛经"一次.对于中国的作家们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文学奖项本身的意义,——尽管它是一个世界范围性的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代表着世俗世界对一个作家创作成就在世俗意义上的最高肯定和认可——而变得和"国足"的成败,奥运会上金牌的数目,以及GDP增长大小的幅度一样,上升到了关乎民族荣辱,"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的高度.
根据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某种权威性经典叙事:我们从1840年以来的近代历史是一段积贫积弱的饱含血泪和耻辱的历史,因此我们从近代以来的最大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强国.其他一切都 只有在这个最核心的尺度之下才可以分享到自己的意义.
现在,我们随着GDP直线性的上升,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我们又如此急迫地渴望获得西方世界在文化上的认可和肯定.用某些人的话来说,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作协包养着人数足可列入世界之首的庞大创作队伍,瑞典的那几个老头子竟然不给我们一枚奖牌,真是不识时务.借用另一些人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
沉默是一种态度.——"老外不懂中文"是一种态度.诺贝尔奖算什么东西,中国文学需要西方人的文学标准来肯定吗 ——这也是一种态度.等等.——都是集体"痛经"时发作的典型性反应.
二
钱钟书先生当年说:留洋镀过一层金的海归看不起土包子,土包子中的理科生看不起文科生,文科生中也还照样等级森严:外文系的学生看不起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没有人可以看不起,只好自己看不起自己.斯乃智者幽默之言,——不幸吾生也晚,没有赶上科举考试的黄金时代,却正好处在了钱先生所言的中文系学生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时代.曾和搞IT的,研究地球物理的,以及学化学的同学同住一个宿舍.我问他们学的是什么专业,一个个回答起来都是其状如牛,毕业之后可以干什么干什么.轮到他们问我学什么专业的时候,我却只好"应者唯唯".
——不过有些时代,并非如此,"先前我们家可比你阔多了".比如现在的某些成功人士所津津乐道的那个被无限地追忆,美化乃至神话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吧.那时的中文系学生也可以对着理科生气壮如牛地说,我是学中文的.你不服吗 !——这真是中文系历史上不可多得,很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黄金时代.可惜我没有赶上.不过我还是跟着那些成功人士们激动了一回.
后来,我发现:人家那些当今的成功人士当年一个个从80年代中文系的前门走进去,再从中文系的后门走出来,就走进了官僚机构的预备队.——跟咱有啥关系.这是中文系的辉煌,又不是文学的辉煌 咱跟着起啥哄!我头脑一发冷,就不激动了.
按照摩罗先生的说法,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对于文学的双重征用之下建构起来的.对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这些文化精英来说,文学本来就是他们改良社会政治,批判和重建国民性的工具.梁启超先生的更新一国的小说就可以更新一国的道德风俗,人心人性,乃至最后更新一国的国民和政治的奇特逻辑,实际上非常深刻地影响和支配了二十世纪中国众多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头脑.于是,在一个启蒙的时代里文学成为了宣扬启蒙思想的工具,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里文学又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对于文学的强行征用仍然继续有效.文学成了一个注定要背负自己沉重命运的蜗牛,气喘吁吁地爬着.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很少能够看到那种卡尔维诺所说的具有"轻逸"气质的文学,——当然,轻飘飘的文学却到处都是.
T·S·艾略特曾把诗歌的声音方式分为了三种,第一种即是一个人对着一群人发言,也就是宣讲式的布道;第二种是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发言,也就是对话;第三种是自己对着自己说话,也就是自言自语或者对着虚空说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着一群人发言的广场文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文学的可以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广场效应.在广场文学中,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往往借用民众的名义来发言,文学于是成了他们发表和宣言他们自己主张的喉舌.文学在一些年代里干着政治宣传的活,在另一些时代里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拨乱反正或者是抒发民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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