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苏东坡》 作品相关 《走近苏东坡》 内容提要 这是著名作家李国文研读苏东坡的诗文及所处时代背景后写出的感悟性文字.作者围绕苏东坡的性格、命运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深入到苏东坡的精神世界,用洗练的文字,多角度地、十分睿智地为我们描叙了一个鲜活的苏东坡.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触,鞭笞了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可以起到警世的作用. 《走近苏东坡》,极富思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是近些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走近苏东坡》 作品相关 《走近苏东坡》 目录 01苏东坡饮酒 02苏东坡戒诗 03"大江东去" 04走近苏东坡 05"放他一头地" 06大师的风范 07苏东坡与王安石 08王安石种种 09素描王安石 10"浮生只合尊前老" 11乌台诗案 12"城东不斗少年鸡" 13苏东坡最后流放 14皇帝和文人 15"花自飘零水自流" 16茶余琐话 17"东坡原是西湖长" 18东坡肉考 19文人美食好文章 20半夜不眠听粥鼓 21唐朝的胃口 22难寻旧梦 23苏东坡之死 24云的诗话 25东坡与佛印 26"春江水暖鸭先知" 27"春风又绿江南岸" 28止其当止 29春之声 30山永远在 31"脱却破裤" 32淡之美 33西京旧事 34为官一任 35大浪淘沙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饮酒(1) 其实,苏东坡并不善饮酒. 他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何况,宋代的酒,酒精度是很不高的,武松过景阳岗,喝了十八大碗酒,居然还有力气打虎,足见苏东坡这三小杯酒,量是很有限的了.但他爱酒,而且越老越喜欢此物,"饮中真味老更浓",这就是他的爱酒铭.后来,他倒霉的日子里,流放岭南惠州,甚至自己酿酒呢! 人之喝酒,有数种状况:一是嗜好,对杯中物情有独钟,自斟自饮,自得其趣;一是应人之邀,坐在席旁,杯在手中,盛情难却,不得不饮;别一种则是意在酒外,以酒浇心中之块垒耳.凡天下饮酒人,无非喜爱,应酬,解愁三道,才端起酒杯来的.但东坡先生饮酒,却与众不同.他说过:"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亦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书东皋子传后》)他还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其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和陶诗二十首序》) 他所追求的杯酌之娱,不是自己的陶陶然,飘飘然,而是愿意看到别人在饮他的酒时的那份快乐.这种自己喝得并不多,但愿朋友喝得多的饮酒之道,实在是很特别的.朋友喝得舒服,畅快,尽兴,欢乐,他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由衷喜悦.甚至比来喝他酒的朋友,还觉得开心些.所以,"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饮酒达到如此境界者,古往今来,大概是不太多的. "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诸君无异,亦所羡尔."(《东坡题跋》)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诗人饮酒的潇洒,也看到东坡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他一生追寻的真正快乐,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完善,这和酒囊饭袋,沉湎于物欲的满足之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东坡先生这样,愿意与别人同享快乐的.而且,从给予别人物质的快乐中,去追求自己精神上快乐的人,那就更少更少了.世俗的功利之心,严酷的竞争行为,小市民的现实主义,以及快乐的不可多得,势必造成这样的紧张状态:如果有一杯酒,宁可独饮自斟;如果有一口饭,不希望出现第二张嘴;如果是快乐,最好不要有人分享. 假如,酒只有一壶,饼只有一块,快乐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独自慢慢地受用,也并无可以指摘之处.可有些人常常不满足于个人有酒可饮,有饼可餐,有快乐可享的局面.总想得到自己得不到的,本属于别人的一份,胃口大一点的,那阴暗的灵魂,占有的心理,攫取的欲望,以及伸得很长的手,总之,在说起来颇不雅的动物本能的趋使下,不仅夺了他人的酒,抢了他人的饼,还把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于是,人世间的厮杀争斗,卑污龌龊,就由此而生了.这和苏东坡人生哲学恰恰相反,以夺取别人物质的快乐,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在他们眼中,人和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商业交换关系,除了利害得失外,别无其它.活在这种血腥味很浓的人群中,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咬人与被咬,只要有一副食肉类动物的坚牙利齿就行了,这样的人,真是"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其实,苏东坡的一生,称得上是跌宕沉浮,命途多舛,也是血风腥雨的一生.是不断地被剥夺杯中酒,手中饼,和并不多的快乐的一生.颠沛流离,天南海北,旅途驿站,奔波不歇,但他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都能营造出他的快乐氛围.诗文之娱,酒食之味,声色之美,山水之趣,比之他的政敌和文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过得要充实丰富,生动有趣多了.应该说,他享受了诗情画意的一生,心灵自由的一生,也是在炼狱中,获得了大自在的一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自己快乐,更愿从别人快乐中,追求精神上大快乐的人生哲学. 现在,撇开宋神宗时代的政治上的变法运动,姑且不论其是非曲折,公道人心,仅就这两位文学大家的争端而言,弄不清王安石是否受冷落二十多年以后,心理有一点变态?是否由于比他年晚的苏轼,那如日中天的名声,使他按捺不住难以名状的嫉妒?一般来讲,人是有着复杂心理的动物,文人也难能例外.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绝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也许从这里能理解王安石上台以后,对于司马光啊,曾巩啊,苏轼啊,那种绝不手下留情的打击了. 文人的嫉妒情结,是挺可怕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文人,要动手整起同类来,是不怎么斯文的,而且,要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话,更是行家里手.尤其从文字中寻找破绽,上纲上线,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苏轼写了那么多的诗文,还能找不出一个错.所谓文祸,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小菜一碟,不算什么稀奇的.没错尚且难逃文网,更何况东坡先生的正直,不合时宜,对于这位前辈而握重权的作家,在政治上,文学上的不买账呢!于是,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那些妒火中烧的小文人,就抓住了他的诗,参了好几本,押赴京师,坐了大牢. 他被关押,被流放,被远谪,倒并非他的酒害的.不过他写过,"醉里狂言醒可怕",他的酒给他带来了"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书法,也因酒而出神入化."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但他由酒而诗,由诗而祸的人生际遇,飘泊半生,至死也并不悔酒悔诗,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他的朋友,他的弟弟,都郑重劝他戒诗.当然,嗜诗和嗜酒是一样的,只要成了瘾,就不大容易戒掉,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奉自己快乐,也与人快乐的人生哲学,怎么能教他罢笔断诗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岂肯随便改弦易辙呢? 一个坚信自己的人,也是不肯臣服的人,尽管他因写诗写进了狱中,可在班房里仍旧继续写他的诗.后来释放了,出狱当天,自然忍不住更要写诗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首诗要是让王安石和他的党羽看到了,岂不是有翻案之嫌么?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活着,不改初衷,哪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也坚持与人快乐,自己快乐的作风不变,这实在是令后人钦敬的. 他在《纵笔三首》里写过,这大概是他晚年的笔墨了:"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可见一直到他衰迈之年,对于酒和诗的钟情,仍不减当初的,由此可知,他信奉着他的人生哲学,一直享用到最后,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 所以,从东坡先生的饮酒之道,足以证明,获得,固然是一种快乐,给予,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要是大家多一些东坡先生所追求的快乐,那么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更温馨,更美满吗?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戒诗(1) 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梯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公元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就差戒放屁了呢?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磅赏金.那时的英磅,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彩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和其它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像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彩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份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份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嘛?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它.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份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唐,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嘛?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孽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贴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嘛?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辨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查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书》里写过:"公劝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便可知道,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他甚至关在大狱里,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有一次,他给他弟弟写诗,由想到了死而写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笔锋一转,诗人仍旧写出了"百年未满先偿债","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满腔悲愤,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而且还是忍不住而非爆发不可的. 关了几个月的大狱,这位大师释放了,步履踉跄地走在汴京街头."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闹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诗情更是涌溢而来.尤其一杯酒,握在手里,"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时候,什么戒诗,什么诗戒,全不在话下了.于是他挥毫疾书出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可见诗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里,不又是口实么?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天性难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一零八六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喜欣.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情公然诬罔",要"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呆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1) 苏东坡谪放湖北黄州任上,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感慨了一通.仅这"大江东去"四字,便足以将他心胸中的全部郁闷,统统扔进长江,付诸东流. 一个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便对天高地厚,世事深浅,人际浮沉,逝水斯夫,有了多多少少的思考.苏轼在开封的大牢里,关了一百零三天,以差点掉了脑袋的代价,才得来的这些悟解,自然非同凡响. 苏轼出名早,成名快,但命运不济,流年不利,第一,官场的倾轧,弄得他很狼狈,第二,文字的灾难,弄得他很倒霉.出狱以后,发配黄州,虽然更失落,更扫兴,与一抹到底也差不多.不过,离京城远远的,看不到那些倒胃口的嘴脸,碰不着那些防不胜防的小人,倒也获得另样的清静. 人是要学会算账的,得和失,不能只打一面算盘,苏轼觉得划得来,虽身处逆境,倒也活得开心.于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兴致一来,约了友朋,泛舟江上,作赤壁之游. 这一游,他写出来的一赋一诗,如同唐人崔灏写黄鹤楼,吓得李白不敢动笔那样,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不足百字的《赤壁怀古》,把赤壁写透了,写尽了,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在赤壁这块地方舞文弄墨. 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了. 凡大师,写出来的东西,第一,必是空前的,第二,必是绝后的,无此,也当不得这个众望所归的称号.所以,严格讲,既空前,又绝后,还要众望所归,当下中国,大概很难找出一位像样的真正大师.那些被人称为的"大师",或者自己认为的"大师",都得加上引号,以示存疑.因为他们既写不出空前,更达不到绝后,不是重复自己,就是重复他人,不过是跟在人家后边爬行的文学虫子罢了. 不幸的是,如今这类爬虫式的"大师",繁殖得特别猖獗,又找不到杀虫剂来扑灭,着实有点伤脑筋咧! 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的七月间,苏轼出游的那天夜晚,长江表现出一派温柔."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他在江心中,见"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一江秋水的诗情画意,令这位游客的心结,得以解脱,得以放开,遂扣舟问水,吟哦唱叹,上下数千年,左右数万里,无边无际,漫想开去."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登高望远,抚今追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神来之笔,便从胸臆间涌上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评苏轼文章,说他"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这几句再平实不过的词语,简直是大白话,竟数百年传唱不衰.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字,念过几首诗的读书人,两篇《赤壁赋》未必背得出来,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无不烂熟于心,张嘴就来.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引用明人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苏东坡的这首词在中国人的心中,影响之大之深了. 不过,背得这首诗,与懂得这首诗,是两回事.背,容易,懂,就不那么容易,而悟,就更不容易了.正因为不懂,不悟,所以,称得上风流人物者,未必就能领会朝代更迭,世事变迁的规律之必然;称不上风流人物者,也未必能接受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进化之必然.尽管以上诸辈,口头上也会振振有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自己划在"浪淘尽"以外,属于身上挂有腰牌,不在"大江东去"之列,属于有资格发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式议论的特别人物.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2) 生活中的许多麻烦,许多烦恼,许多恩怨,许多是非,都由这些不肯走下舞台的人物而来.在文坛上,这些不肯、不甘、不愿"浪淘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特别茂盛,因而闹出来的笑话,也就格外发达. 其实,为大家所熟稔的,清人赵翼的那首《论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为这帮先生女士们写的.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人的渐渐老去,一代人的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而且也阻挡不住的现象.什么叫"各领"?就是不能"独领"或者"永领"的意思,也是要让那些自已觉得"浪淘"不"尽"的风流人物,明白这种必然,承认这种必然. 赵翼活了八十多岁,几乎经历了乾隆朝的大部岁月,是位经得太多,见得太多的老爷子.而老爷子和老爷子碰在一起,这"浪淘尽"和"浪淘"不"尽"的话题,是会磨得大家耳朵生茧的.所以,赵翼才有这种深刻的体验吧? 我在猜想,他是不是讽喻和他活得一样长久的,活得令人讨厌的,那位经常弄一堆小女子围在身边的诗坛领袖袁枚呢?还是别有所指?据说,蒋士铨在《临川梦》的定场诗里,那句"翩然一支去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就是讽刺袁枚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乾隆朝的风流人物够多的,风流人物不想"浪淘尽"而折腾,而挣扎,而死乞白赖,而上窜下跳者,肯定为数不少.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风流人物过剩,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犹如公鸡多了,定要掐架,蜜蜂多了,花要遭殃,流浪狗多了,恐水症就会发生,是同样的道理. 赵瓯北先生的这个"各领",意思不言自明,老人家您曾经风光过,曾经风头过,此刻,就应该把舞台让出来,轮到比您年青的那些后生们,跟头把式地表演了.至于他们身手如何,功底如何,有没有看家绝活?能不能镇住场子?说到底,与您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不干您什么事,您还台上台下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搔首弄姿个什么劲呢? 因此,懂得大江东去的这个必然,十分十分地重要. 但是,中国文人,哪怕是很不成气候的,或者曾经成过气候现在已过了气的,或者尚未完全过气但怎么折腾也难成气候的,或者根本谈不上气,形同僵尸,成了木乃伊的,通常不大认同这种必然.这种不肯收手的文坛眷恋症,与当官的死活要赖在位置上,驽马恋栈豆的现象一样,戏演完了,没他的事了,一不卸妆,二不下台,还要在脚灯前欣赏自己的身影.而且,年事越高,越不甘心于这种必然,越不服气于这种必然,实在令人痛苦的事情. 看来,在赤壁吃了败仗的曹操,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八个字,很害人,着实地误导了当今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老文艺界领导,他们不相信大江东去,不相信浪淘尽,不相信即使百分百的风流人物,也有画上休止符的那天.这也是这多年来文坛总不得清静的重要原因.一闹、二躁、三骚、四糟,便是那些不肯安生的老文人(包括部份并不老的文人)的浮世绘. 翻开中国文学史,如赵翼所说领风骚长度达数百年者,极其罕见.到了当代,生活节奏加快,知识更新加速,社会变革加剧,文学新潮迭起,哪怕能领数年风骚,也就难能可贵,在排行榜上挂上数天,就值得烧高香.当然,哥儿们姐儿们自己搞的属于手淫性质的排行榜,或这个杯那个杯的文学奖,又当别论. 没有永远,这是搞文学者,吃文学这碗饭者,在文学界混事者,必须要牢记的绝对真理. 苏东坡游赤壁,他首先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一个古人,就是这位曹操.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缜和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4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却绝对是老态.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3)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信仰、敬重的表演欲,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近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青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功.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之这场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的. 曹的对手周瑜这样分析:"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曹操,能不知道周瑜所说的这些吗?《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水师",让北方那些旱鸭子,演习水战,到十二月,训练不足一年,就开赴战场,在风浪中,在船舰上,站都站不稳,不败何待?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师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大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一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值得的. 50年代的美国,挟二战大获全胜之威,颇不把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放在眼里,于是,大摇大摆地跨过三八线,直抵鸭绿江,结果,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这教训,使美国隔了好多年后,才敢发动下一次的越南战争.近年来,美国人所以打了阿富汗以后,打科索沃,打了科索沃以后,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以后,琢磨着不知挑谁当靶子打下一仗?这都是打得太顺手了,便习惯用拳头说话,甚至用拳头代替头脑思考的结果. 可是,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你第一仗打赢了,你第二仗又打赢了,你第三仗就未必高奏凯歌.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曹操号称的八十三万人马,被吴蜀联军打得惨败而归.据历史学家吕思勉统计,曹军实为二十多万,吴蜀联军约五万,拥五比一的优势,被打得灰头土脸,实在是挺没面子的.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但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画不够之处.但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江东去(4) 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曹操有这一点豁达,便相当光棍地,拍拍屁股走人了.临走临走,发表两通高论,也算是黑色幽默吧! 一,"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山阳公载记》) 二,"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与孙权书》) 看来,如此风流人物,竟阿Q式自我安慰,难怪苏轼要发出"浪淘尽"的嗟叹了. 实际上,这场长江上的决战,究竟是在蒲沂西北的赤壁,还是在嘉鱼东北的赤壁,或者就是苏轼所认定的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至今还是有着不同看法.但赤壁鏖战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一支弱势军队打败强敌的战例,在军事教材上被反复提及的.赤壁战后,等于重新洗了一次牌,魏蜀吴三足鼎立,划江而治,曹操便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其中两次说到曹操为"贼"而且"老",是耐人思量的. 公元208年的长江上,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拨.刘备47岁、曹操43岁,为第一组;周瑜33岁,为第二组;诸葛亮27岁,孙权26岁,为第三组.还有一个未出场的,属于见习生的陆逊,才25岁. 这个陆逊,后来把刘备困死在白帝城,则更属于后生可畏之类了. 看来,43岁的曹操,败于33岁的周瑜,除了其它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决定了大自然的优势,是站在年青人一边的.所以,在江心舟中的苏东坡,也为这一世枭雄嗟叹:"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你不能不承认年龄所具有的优势,你不能不承认青春所带来的活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绝对的强者,栽在一个绝对的弱者手下,不由得不服老,不由得不相信后来居上,苏东坡自己也不禁感慨系之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战役的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与当前中国文坛的几代作家,不谋而合地相类似.相当于刘备、曹操者,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代,相当于周瑜者,为文革后知青的一代,相当于诸葛亮、孙权者,为知青后的一代,而相当于陆逊者,则为70、80后的一代, 但中国文学家的早老现象,远高于同龄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薰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因而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做文做人的情结,弄得中枢神经亢奋,迷走神经混乱,血液流动加快,细胞分裂提速,某种程度上说,从生理上,从心理上加速着中国作家的老化. 所以,无论怎样老当益壮,无论怎样精神癯烁,无论怎样姜是老的辣,无论怎样"庾信文章老更成"……只要一陷入声名的诱惑,登龙的欲望,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圈子的鼓蛊;团契的经营,炒作的用力,自炫的热烈之中,想象之匮乏,感觉之迟钝,才智之退化,灵感之空洞,情感之干涸,文思之衰竭,创造之艰难,风格之鄙陋,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年龄上尚未进入老境,但在文学上已露出衰迈之气中国文人,挣扎也好,扑腾也好,困兽犹斗也好,老黄忠不服老也好,不过,瘦驴拉硬屎,聊备一格,证明他还挂着一面作家的牌子而已. 文学的天空,基本上是靠年青的后来一代支撑了.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真正称得上是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老,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接受不接受,来,是一种必然,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脱.因此,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 不管过去如何辉煌,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要恋栈下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妆,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什么叫作"大江东去"?这就是说,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挑水的回头,你已经过井(景)了,认识到这一点,着实着实地关紧啊!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1)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标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东坡先生名诗,是他于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遇赦,"量移廉州",六月二十日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过海诗. 这些年来,我一直循着这位大师的岭南行踪,探寻他的被小人排挤,被朝廷放逐的行吟苦旅.现在,坐在广西合浦廉州中学校园里的东坡亭上,我似乎于冥冥中听到他在苦吟这首渡海之诗.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绝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他曾经写过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就是这种意思了. 据《苏轼诗集》引《王氏交广春秋》注:"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于是,不妨设想,那时,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而是坐帆船,需作二十四个小时的长途航行,海水茫茫,天色苍苍,波涛万里,浪逐船高,东坡先生伫立船头,会不想起当年贬往海南的那次暗无天日的行程吗? 三年前,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上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破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作了老死海南之想.他给友人信中说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死即葬身海外."但天不绝人,三年后,他又重渡海峡,北望中原,能不感叹系之,诗兴大发嘛?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诗人艰苦卓绝,挺立独行,整他不垮,打他不倒的的一生写照. 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由于他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难以逃脱小人一族屡次三番的围攻,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文人相轻,走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历史上的文学屠杀案,往往由这种恶性嫉妒而起. 如果作一次中国文字狱的起因调查,你会发现整人整得最起劲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于嫉妒.二是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写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无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发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的作家,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那就更是可怕了.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家伙. 这些文人,唯其志不在写,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则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或则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够倚仗自己的、或他人的权势,得以放开手脚,来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甚至连皇帝老子都自叹弗如的. 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不一定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那些想整苏东坡的小人们,变态的施虐心理作怪.据说,已贬往惠州的他,写过一首诗,题名《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2) 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已经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再贬儋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过:绍圣年中,把一批元佑党人贬往外地,因为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绝对类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监们的阴毒意识.当他们操刀宰人的那会儿,你不能不赞叹此等心术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无聊的伎俩.所以,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在习习海风吹拂下的苏东坡,眼看海岸线已在视中,终于又将返回中原,抚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摇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被人整了一辈子以后,还仍旧活着,而整人者本以为整倒了别人,扶摇直上的,结果也还不过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连屁毛也未捞到一根.东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贬黄州,后谪英州,再罚惠州,后流海南,说得上命途多舛.他摇头,因为,他纳闷,落在小人包围圈里一辈子的一介文人,如此折磨,如此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还能站在北渡的一叶扁舟上,活着回返家乡,会不感慨系之吗? 但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些文学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坛上的书生悲剧,诗人噩运,作家痛苦,文人灾祸,而由此身陷缧绁,终生冤狱者,可谓层出不穷;断颈割首,横遭极刑者,简直络绎不绝;或"生平文字为吾累","头颅掷处血斑斑",再无生路;或"冤沉狱底文章罪","远戍散关不见还",饮恨而终.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何处不是泪痕血渍啊!苏东坡虽不死,但也掉了一层皮以后,终于踩着跳板,踏上离开三年的大陆,不能不说是一次性格强者的胜利,也是一位对自己充满文学自信者的胜利. 被整,不垮;活着,而且很好,这对那些下手整过你的人,别看他装得煞无介事,其实,那是他永远排除不掉的恶梦.王安石后来白昼见鬼,恹恹而亡,恐怕也只能够以"现世报"三字来解释了. 从这首渡海诗看,那些想扼杀这位文豪的小人们,恐怕是大大的失望了.第一,他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把他放到当时物质异常匮乏的海南岛,饮食不继,无以为生,困迫得丧失斗志,最后以瘐毙了结.第二,他也没有如他们所盼望的,把笔放下,将诗情收起,再也不抒发他那满腔的巧思和才华,从此成为一只不能鸣唱的鸟.第三,出乎他们所预料的,苦行的磨练,对诗人来说,蕴酿成他思想的最后一次升华,南渡以后,他的诗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三年流放,看成不过是平生最奇最绝的一次难得的经历,这实在使他的对手气得发昏章第十一的事情. 合浦,据《舆地广记》:"广南西路廉州,领县二,其一为合浦."可见是个相当古老的县城.从苏东坡的赞廉州龙眼一诗中的"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句看,"合浦珠还"的故事,早在那时就流传了.所以,这是一座以出产珍珠闻名于世的古老城市.人称"西珠不敌东珠,东珠不敌南珠"的南珠,就专指合浦产的珍珠.但我不远千里,来到合浦这块土地,倒不是冲着那些美仑美奂的珍珠,而是实实在在地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觅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为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两个月间,这座古城曾经张开怀抱,迎接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当我在这个苏东坡暂驻作客的城池里,在这座东坡亭里,似乎真能感触到大师的一丝遗泽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3) 这首标题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的诗,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处.不禁猜想,一千年前,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坐在那敞亮清凉的亭子里,汲井水,烧团茶,任秋风萧瑟,听秋雨淅沥,恐怕诗中的"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苏东坡的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我记得,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作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彩烈的评估.谁知话未落音,接是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发生在不久前记忆犹新的故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如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的那夕阳余晖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文学大师来说,快走到人生尽头,返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茫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做过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于是,我不禁猜测,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身淹蹇的王安石嘛?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漂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化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要稍稍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苏对王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则,王安石早就给他这顶帽子戴了.从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的话来分析:"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但他们很懂得从他大量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虽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叙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象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脑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4)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卖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屐,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 但是,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很令人发指的.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5)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蔽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了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终于,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他,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创作上的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仍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无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在习习海风吹拂下的苏东坡,眼看海岸线已在视中,终于又将返回中原,抚髯而想的他,恐怕也不禁摇头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被人整了一辈子以后,还仍旧活着,而整人者本以为整倒了别人,扶摇直上的,结果也还不过庸庸碌碌,如此而已,有的甚至连屁毛也未捞到一根.东坡先生掰掰手指,先贬黄州,后谪英州,再罚惠州,后流海南,说得上命途多舛.他摇头,因为,他纳闷,落在小人包围圈里一辈子的一介文人,如此折磨,如此播弄,而居然不死,如今,还能站在北渡的一叶扁舟上,活着回返家乡,会不感慨系之吗? 但也不能由此断定,那些文学跳蚤就咬不死人,文坛上的书生悲剧,诗人噩运,作家痛苦,文人灾祸,而由此身陷缧绁,终生冤狱者,可谓层出不穷;断颈割首,横遭极刑者,简直络绎不绝;或"生平文字为吾累","头颅掷处血斑斑",再无生路;或"冤沉狱底文章罪","远戍散关不见还",饮恨而终.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何处不是泪痕血渍啊!苏东坡虽不死,但也掉了一层皮以后,终于踩着跳板,踏上离开三年的大陆,不能不说是一次性格强者的胜利,也是一位对自己充满文学自信者的胜利. 被整,不垮;活着,而且很好,这对那些下手整过你的人,别看他装得煞无介事,其实,那是他永远排除不掉的恶梦.王安石后来白昼见鬼,恹恹而亡,恐怕也只能够以"现世报"三字来解释了. 从这首渡海诗看,那些想扼杀这位文豪的小人们,恐怕是大大的失望了.第一,他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把他放到当时物质异常匮乏的海南岛,饮食不继,无以为生,困迫得丧失斗志,最后以瘐毙了结.第二,他也没有如他们所盼望的,把笔放下,将诗情收起,再也不抒发他那满腔的巧思和才华,从此成为一只不能鸣唱的鸟.第三,出乎他们所预料的,苦行的磨练,对诗人来说,蕴酿成他思想的最后一次升华,南渡以后,他的诗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把三年流放,看成不过是平生最奇最绝的一次难得的经历,这实在使他的对手气得发昏章第十一的事情. 合浦,据《舆地广记》:"广南西路廉州,领县二,其一为合浦."可见是个相当古老的县城.从苏东坡的赞廉州龙眼一诗中的"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句看,"合浦珠还"的故事,早在那时就流传了.所以,这是一座以出产珍珠闻名于世的古老城市.人称"西珠不敌东珠,东珠不敌南珠"的南珠,就专指合浦产的珍珠.但我不远千里,来到合浦这块土地,倒不是冲着那些美仑美奂的珍珠,而是实实在在地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觅他,走近他,了解他. 因为宋元符三年的六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两个月间,这座古城曾经张开怀抱,迎接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当我在这个苏东坡暂驻作客的城池里,在这座东坡亭里,似乎真能感触到大师的一丝遗泽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6) 这首标题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的诗,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处.不禁猜想,一千年前,渡海归来的苏东坡,坐在那敞亮清凉的亭子里,汲井水,烧团茶,任秋风萧瑟,听秋雨淅沥,恐怕诗中的"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苏东坡的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我记得,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作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彩烈的评估.谁知话未落音,接是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发生在不久前记忆犹新的故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如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的那夕阳余晖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文学大师来说,快走到人生尽头,返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茫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做过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于是,我不禁猜测,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身淹蹇的王安石嘛?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漂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化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要稍稍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苏对王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则,王安石早就给他这顶帽子戴了.从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的话来分析:"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但他们很懂得从他大量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虽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叙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象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脑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走近苏东坡(7)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卖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屐,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 但是,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蔽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了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终于,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他,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创作上的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仍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无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放他一头地(1) 这是北宋的欧阳修给梅圣俞一封信中的话.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信中所言的"轼",即苏轼,上年他首次出川,赴京应试.试毕,他与苏辙,兄弟为同榜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激动之余,给同为考官的梅圣俞写了这封信."当避路","放他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老作家,老诗人,有这等扶掖后来者的心胸,难能可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作家,老诗人,都有如此雅量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尤其这些年来,文坛上前辈斤斤计较于晚辈,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了. 而若细细品味欧阳修的这两句话,那才体味大师那达者的识见,和智者的参悟.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一份感情的流露,成为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抗,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与文人,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过于拥挤的人口密度,过于紧绷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脚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巴巴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碴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由于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蛋挞只有一块,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的.犹如自然界,一定数量的花,和一定数量的蜂,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个不停,也是不好的.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放他一头地(2)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让那些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颗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地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位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等,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之比,那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毛,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那名著《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初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瓌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年产长篇小说一千部到一千五百部,中国当之无愧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从不值得费眼睛的一千四百九十部小说之外,找到十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家"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二、三十万字,四、五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柜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可能,不过是一千分之一,或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机会.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份作品,逃脱不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作出他能为他所作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公元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3300万,以公元1110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4673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二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也不到.即使将如今的十四亿,除以二,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来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放他一头地(3)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 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的欧阳修,受命主持这届会试,梅圣俞也是考官之一.时间为公元1057年(仁宗嘉祐二年),地点为当时的首都开封.苏轼苏辙兄弟,一举中的,双双上榜.消息传到宫里,皇太后都向宋仁宗祝贺其得人之盛. 欧阳修所以连呼"快哉,快哉!"其间还有一段隐情.苏轼的考卷,显然先由梅圣俞阅核,拟为第一.宋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在为最后圈定时,留了一个心眼.因为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实在精彩,但生怕这份糊名的卷子,会不会为其门生曾巩所作?因之不禁踌蹰,为总主考官的他,居然高中了自己的门生,居然还让他名列榜首,倘如此,必定要遭人物议,难免要被那些爱嚼蛆的家伙们拿来说事.于是,大笔一挥,将此卷改判第二.结果,一发榜,不是曾巩,乃是名字相当陌生的眉山苏轼.令他大喜过望.由不得感慨系之,庆幸国之得人."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欧阳文忠公文集》) 更有趣的,试后,苏轼谢师,拜谒梅圣俞."苏子瞻自在场屋,笔方豪驰,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实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需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载:"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者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谐两制模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 那年,苏轼才20岁,而欧50岁,梅55岁,这些近乎父执之辈的文学大师,对苏轼为自己杜撰之典故,那种毫不觉得有什么差错的堂皇神气,一笑了之.古人之厚道,之宽容,之海量,之理解,着实令人敬佩.如果落在那些"魑魅喜人过"者的手里,还不得大做文章,以逞己能,而大嗡特嗡. 现在回头去看一千年前的宋朝,经过五代十国的相互残杀,狼烟四起,兵匪肆虐,天下大乱,终于得以弭平战祸,政求清明,休生养息,民生安宁.也许那时的文学大师们,处于辽阔弘大的日月天地之间,心胸要自由开廓许多,处于疏朗宽松的人际环境之中,襟怀也就要坦荡赤诚一些.因此: 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有足够的自身实力,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他,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作推手,甘当人梯,作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推诚相与的这段佳话. 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欧阳修所起到过的拨乱反正作用,与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差不多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这样评价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由于他任过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政治上的高位优势,由于他的文学创作上的超常成就,由于他倡导的平实文风,由于他不余遗力,拔擢后进的精神,让贤避路,甘为人梯的态度,使得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才华之士,得以脱颖而出,恐怕是北宋文学得以辉煌的原因之一. 所以,嘉祐二年的这次会试,对于宋代文风的扭转纠偏,影响至大.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放他一头地(4) 苏轼是这样评价欧阳修此次文学革命的:"天下之事,难以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以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成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玉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谢欧阳内翰书》) 这次会试,因为举子中精于时文者被黜,勤于古文的入闱,还引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潮,那时倒没有游行示威一说,但跑到贡院门口,聚众闹事者有之,鼓噪不公者有之,颇弄得执政当局,穷于应对,难以平息.后来,当历史掀过这一页,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其《先公传略》中,还特别提及此次考试风波.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而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欧阳修坚持主见,绝不退让,就因为他看到,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为五代十国的半个世纪,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056年,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近一个世纪,大约持续150多年,这是中国文人交了白卷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佝偻病和软骨症的时代.若不改弦更张,恐怕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近人钱锺书先生在谈到唐宋两代文人的传承衔接时,有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宋诗选注》) 自古以来,大师级的文人,导引着文学潮流,左右着文学运动,非大师级的文人,只能为文学潮流所导引,被文学运动所左右.绝大多数的文人,像候鸟一样,说飞,一窝蜂地朝同一目的地飞去;说落,一古脑地向同一栖息地扎下.爱随大流,爱赶风头,爱凑热闹,爱追时尚,成为血液里流动着的基因.由于这种胎里带的习性,也就注定了这些文人的命运,大多数人怎么活,他就怎么活,大多数人怎么死,他也不能不同一样的死去. 回过头去看前些年,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起步以后,没有人喊立正看齐,没有人在发号施令,然而,你简直想不到,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文学编辑也好,如同列兵那样,一二一,齐步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多数人怎么写,他几乎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地,踩着大多数人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写去. 看一个作家,便知道全部作家,读一篇作品,便知道全部作品.伤痕文学流行,每个人都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反思文学兴起,每个人都目光如炬,眉头紧锁;新潮文学登场,每个人都言必拉美,屁皆洋味;等到裤裆文学泛滥,每个人都聚焦脐下,性腺贲张,就是最好的资证. 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便是放在一代一代文人面前的考卷,看你怎么来交给历史一个完美的答案.现在来评价五代十国,加上宋初的150年间的中国文人,便集体缺席,或者是集体失语于那个历史转型期的大时代了. 从五代的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男欢女爱,醉生梦死的《花间集》,到宋初的无病呻吟,空洞苍白,华而不实,文字游戏的《西昆酬唱集》.文学这条路,便越走越萎靡,越走越狭窄,越走越无聊,也就越走越不通.既然盛唐已是大家跨不过去的巅峰,既然无法超越,而且上帝也没有给我们力量来超越,那还折腾个啥呢?何不就在谷底的泥淖里,沉沦也好,沉溺也好,沉没也好,自得其乐呢? 《走近苏东坡》 第一部分 《走近苏东坡》 放他一头地(5) 这就是宋人韩琦所说的"自唐室之衰,文体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的可悲状况了.欧阳修改革文风的意义,就在于他重新振作宋代文学史的崭新一页."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 从他"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的知人识人,从他不畏"怨仇纷纭,文格终以复古"的拨乱反正,从他"天资不群,光辉古今,左右典坟"的高超成就,从他"平生笃于朋友,襟怀洞然,无有城府"的真诚性格,从他"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的抗争精神,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文坛领袖,他既然要"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为苏轼推开未来之门,我想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年青人,只有这样被前辈呵护,才能突飞猛进,前程似锦. 那些端着大师的架子,目空一切;拿起前辈的派头,摈斥后进;横挑鼻子竖挑眼,面目可憎;霸着茅房不拉屎,尸位素餐的文坛大腕,是绝对不同的.这班人,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更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惟以一己之私而权利害,说白了,不过是加引号的"大师"而已. 文人这个行当,是个很奇怪的职业,永远是现代进行时,一朝你披上这袭文人的袍褂,你便终身挂上文人这个衔头.将军转业,便不再弄枪耍炮,木匠退休,便不再动锯用斧,豆腐西施老了,只能喝他人磨的豆浆,电影明星老了,恐怕就只有在影集里旧梦重温,只有文人,譬如老作家,老诗人,手里那支笔,却是一直要写到死的,别的老人都歇业了,他还笔耕不辍,因之,也就总有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对老了的武人来说,等着你的一句话,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对老了的文人而言,等着你的一句话,是"庾信文章老更成."从耳朵的角度,显然后者,听起来更受用些.其实,世间万物,难逃新陈代谢的规律,文人也会衰老的.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文人的老化现象,既现实,又真实,这种生理上的老而衰,和创作上的弱而竭,是谁也无法逃脱的.虽然,两者并不成正比,也无必然的关联.有些高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很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差与写好,写多与写少,与年龄,与体力,与主观愿望,与名声地位,应该说毫无关系.由此可知,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欧阳修读给梅圣俞的信,我们为之大声喝彩这种避路精神的同时,也看到他那种大师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而有些加上带引号"大师"的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青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三个阶段.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这种类似妇女更年期的折腾现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病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除此以外,我们没听过有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永远的现代进行时,有好的一面,一息尚存,战斗不止,也有不好的一面,占着茅房不拉屎. 文人有两类,一类,有文才的同时,有思想,一类,有文才,也许有很大的文才,但缺乏思想.前一类,看到自己,也看到整个文学的运动过程.后一类,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就像北宋初年的杨亿、刘筠、钱惟演,官做得不小,日子过得滋润,诗写得固然很美,但宗法李商隐,得其皮毛,无其神韵,走进死胡同.欧阳修面对这种毫无生气,了无起色的文学现状,很想向唐代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学习,扭转颓势,重整旗鼓. 中国当代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文学运动前后承接,上下相继的转型期中,尚未出现登高一呼,力挽狂澜的,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改革文风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就设想到这样一种败家子的后果:"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袴." 因此,我们从宋代这位文学改革家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呢?他相信后生可畏,相信新陈代谢,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相信世间万物,无不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形式,在进展着,在变化着,这才使他敢于承认现实,能够放下身段,坦然平视后辈,感到自己不足,甚至"不觉汗出".同时,又为这种新人涌现的文学现状,为之欣慰,为之喝彩,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大呼"快哉快哉".这等言,这等行,绝非那些狗肚鸡肠者,说得出,做得到的. 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一席他与儿子的私下谈话,哪怕是千年以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赏识和关爱,体贴和温馨.对于有才华的年青人,认为应当让出一条路来,使之有大展手脚的天地,有绽放才华的机遇,有出人头地的空间.虽然欧阳修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千年之类后,还是相当有戏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正因为大家,才有此坦荡胸襟,才有此逊让心怀,老实说,除了老绝户,没有人不期待后来居上的.一个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1) 《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兮若江河!'"这则"高山流水"的典故,用来形容知音之赏识和知音之难遇. 中国文人的最大毛病,从来不是"嘤其鸣兮"地"求其友声".凡写了一点作品,凡有了一点声望的作家诗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诲人不倦",要"指点众生",要"挥斥方遵",而"好为人师". 这班进入大师状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门之粗,脾气之长,毛病之多,遂构成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返观前贤,能不感慨良多嘛! 大师,是极尊崇的称呼,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划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作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则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薰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和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符其实的. 《宋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用,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苏轼,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上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灿,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2) 九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29岁,则是九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八十年代中,写《许茂及其女儿》而闻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时,每年来北京来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何士光,张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彩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佑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苏洵与其两子,轼,辙,才得以大展抱负,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应该尽到的责任.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的堪为人师的这一点. 公元九世纪中,欧阳修是位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须乎搞种种小动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3)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欧阳修也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欧阳修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他一以贯之的做人风格."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大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成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来,发生在1058年的这次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讧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迁就,而改变初衷.该支持者绝不惜力,不该支持者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他,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从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青文友们的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他有朋党之嫌.他立即著《朋党论》,毫不掩饰他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光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的一页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22岁,他的弟弟小他3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青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样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青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青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师的风范(4)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庭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青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策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咏才,少有异材,晁补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其实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三个阶段.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这种类似妇女更年期的折腾现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病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除此以外,我们没听过有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实际并非如此,作家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会衰老的.虽然这种老化现象与年龄并无一定的关系,有些高寿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也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得出与写得好,并非依主观意志而定.欧阳修的避路精神,我们为之大声喝彩的同时,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而有些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青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欧阳修虽然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还是有戏;与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便知道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无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看不大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功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与王安石(1) 苏东坡殡丧完他的父亲,并守了三年的丧,终于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从家乡四川回到阔别已久的都城开封. 也是这年,也是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赵顼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这就是说,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决定赋予他足够的权力,来掌控国家,以推行新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就在这年,这月,大张旗鼓开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不过,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梁百日维新的改革失败来看,商鞅败于贵族夺权,张居正败于死后清算,康梁败于保守势力,对立面都是坏蛋;只有王安石的失败,是个异数.他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声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对派,无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试想,这样一台戏,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么?苏东坡,就是建议他拉倒吧,歇手吧的众人中的一个. 也许这是巧合,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他回来得一是恰逢其时,一是恰逢对手.从此,按《宋史》所说,他就"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说句良心话,虽然王安石是他命运中的第一个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着他成为自己的劲敌而已,对他尽管火大,收拾过他,打击过他,倒也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不过,后来,那些尾随王安石而扶摇直上的新贵,则是恨不能将他送上断头台的,民间谚语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个意思了. 开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冻,初春的风吹在脸上,确有一点点冷冽.不过,年年如此,岁岁相同,中原地区总是这样送走寒冬,迎来春天.也许文人的神经细胞发达,也许他们很容易表现出敏感,事隔三年,苏东坡重又回到这座城市,忽然觉得有一股寒飕飕的气氛,裹胁着他,好一个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来到东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后,这位长年生活在金陵的人,还是不能适应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发冷,一种瑟缩感在压迫着他,与苏相似,同样好一个不自在.如果说,苏东坡的冷,只是因为他注意到一小部份人,那眼神变得严峻起来,甚至有意对他回避;那么,王安石的冷,则是他发现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他的猜忌,对他的拒绝,一如他刚来到都城那样,依旧寒气袭人,毫无变化. 历史,大概是个有趣的老人,很爱开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变化的前夕,非要在这个凄凄寒寒的二月天,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这两位掰过腕子,赛过高低,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绝说不上是朋友,但也说不上是敌人的两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凤门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场面,两人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平素间没有私谊,也就没有来往,属于"敬而远之",属于"河水不犯井水",属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泛泛之交,甚至连"泛泛"也谈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尴尬.开封作作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厘定的,后周的世宗柴荣是一位英主,气魄很大,志向很远,所以这条北至玄武门,南至朱雀门,再到南薰门,纵贯全城的长街,长而且阔,宽加之广,相当壮观.只是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如今早沉积湮没在城市地底下了.这两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但世事偏是这样蹊跷,你想他俩碰头,也许凑不齐,你想他俩回避,却歪打正着.一是王安石向来不讲究礼仪,轻车简从,信步走来;一是苏东坡刚刚由蜀返京,没带随从,无人招呼.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只好抱拳作揖,寒喧两句,随后,各走各路,扬长而去. 王比苏年纪大,身份高,按理,应该先开口,对他老爹的辞世,表示一点哀悼之意,对他守丧归来,说几句慰问的话,节哀顺变啦,化悲痛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个伟大的人物,从梁启超誉他为三代以下,中国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评儒评法,将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来越伟大了.可是,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处.伟人要思考大事,关注宏观,自不免忽略细部,疏失碎微.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与王安石(2) 其实,他的同时代人,也说他是一个"好学泥古","狷狭少容"的有相当呆气的先生.估计王安石未必会对苏轼的殡丧归来,多么在意,也不会对苏老泉当年与他的芥蒂,抱有成见.此时此刻,除了变法大计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视野之中.虽然,苏洵早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辨奸论》,很多资料证明系伪托之作,但后人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由此推断,苏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协,而王安石因此对苏氏父子存在抵牾,当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是他们两位宁肯少说一句,决不多待片刻的深层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再没有比在这两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了. 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四月,苏轼上书,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伯温的《闻见后录》说,载于《英宗实录》的说法,为"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而载于欧阳修《志》的说法,为"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邵氏认为,所以有此差异,《英宗实录》为王安石撰,他对苏洵、苏轼父子不感冒,故而直书"求赠官".欧阳修与三苏交往密切,通家情谊,笔下遂有"哀之,特赠"的衍溢之辞.其实,王安石大可不必赤裸裸地,狠呆呆地说得这么白,这么直,来出苏东坡的洋相.苏轼请求英宗恩赐其父一个稍微响亮一点的官位,人子之情,无可厚非.看来,王安石对苏东坡之耿耿在怀,除了政治上的异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间的较量,也是他与苏轼始终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说,苏门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见苏洵的道德文章,学问著作,不但为时人所崇,后世亦颇具影响.但他仕途不顺,多次应进士和茂材试,皆不中,遂绝意功名,自托于学术.这也是中国许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后不甘沉沦的出路.问题在于你找到了自己,你活着的时候,可以倚靠学术成就,从此傲岸于世,不买谁的账;可你死了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儿子,你的家属,就得按传统礼教,世俗常规来办理后事.苏洵终身未第,惟有"试秘书省校书郎",和"霸州文安县尉"这样官卑位低的衔头,实在拿不出手,上不得台面.中国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于是,苏轼向英宗张嘴,请求给予这点哀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实讲,"光禄寺丞",算个狗屁?即使实授活着的苏洵,也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散官.何况死后追赠,纯系顺水人情,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大宋王朝别的不多,这种有名无实的的官,多如牛毛,谁稀罕?只不过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罢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欠缺一点厚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学史,不管厚如城砖,还是薄如蝉翼,上面记载着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轻史.因为中国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众,胸怀宽广者少,小肚鸡肠者多.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挺能装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谁强谁弱,猴精猴精,无时无刻不在盘算之中.王安石这样写,我们叫现实主义,欧阳修那样写,我们叫浪漫主义,都没有错.话说回来,为苏轼设想,他有非这样行事不可的道理,将其父骸骨从开封运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辗转于江河川汉间,千里之遥,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员的帮助,不知该如何耽搁时日?因此,只有讨了这个"特赠光禄寺丞"的虚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的谕旨,他之迟迟未行,就为等这张派司,尽管如此,经水路扶柩回乡的他,还是用了十个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达眉山. 接下来,当然就是安葬;再接下来,当然就是"丁忧". 封建社会,强调忠孝,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应考,名曰"丁忧".也就是说,苏东坡要守丧三年后方可复职.这种"丁忧"制度,有时会弄得当事人很扫兴,很尴尬.第一,噩耗传来,二话不说,立马辞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颡,寝苫枕块,工作没了,饭碗丢了.第二,守丧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绝官场,远离同僚,顿成一个虽然还顶着乌纱,但已是有名无实的官场植物人.整整三年,该走动的,该联络的,该鞠躬致意的,该磕头烧香的,这些为官必做的基本功,统统放下不练,且不说经济上的损失,守丧以后,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其可能性还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为其积弱不振的原因,你还没有站起来离开这把椅子,就有好些竞争者觊觎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忧",常常成为官场倾轧的一种手段.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与王安石(3) 不过,苏轼,是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倒没有太多往这方面想,因为他心里有底.治平二年学士馆试策后,入直史馆,是宋英宗赵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诰",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韩琦拦住了,认为拔擢过快对年轻干部不利.宋英宗让了一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韩琦还是不同意:"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所以,苏在史馆中,实际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贴身秘书,属于能够出入内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内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别人借丁忧之事来挤兑他.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丧,在原籍又滞留到这年的十月,才动身回京.一是他入值史馆,在别人眼睛里看来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诗词文章,在别人心目中留下的响亮名声,如此一个红人,一个名人,走到哪里,会少了旧雨新知的迎来送往呢?何况苏东坡又特别地爱吃这一套,受用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红大紫的文化名星,到处招摇,骗吃骗喝,快活得不行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处于亢奋状态.再加之粉丝的包围,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队的跟踪,那感觉真是好极了.所以,这次行程,走的是陆路,本想图快一点的,但应接不暇的他,竟"优哉游哉"地逛了四个多月,直逛到熙宁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师汴梁.他的一行车骑,满载着朋友的馈赠,沿途的特产,在其开封寓所南园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计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马上就会告诉他离京三年期间,在首都发生的大事小情.虽然,千头万绪,说来话长,但总结起来,无非四条: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来了,四,马上实行变法.这四大变化,让苏东坡有兜头一棍之感,心底里多少有点发毛. 南宋人李焘,用力四十年,据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不知为什么,独缺神宗熙宁二年的这一卷.因此,苏轼回到都城,循例请求复职的报告,递上去以后,迟迟不见复文,在此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在元人脱脱主编的《宋史?本传》中:"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么周章.不过,从他一封给友人子明的信中:"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可想而知,苏轼的职务虽然恢复,薪俸如数照领,但三年前那样进出掖庭,奉承圣意,或草诏书,或拟敕令,时刻待诏于英宗陛下的荣幸和特权,随着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这种"优闲"、"懒拙"的牢骚,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远离天颜的闹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国体制里,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贵妃,下至百官佐僚,太监宫婢,能够得到帝王宠幸者,无不费尽心思固宠,无不竭尽全力排它,让皇帝老子永远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哪怕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一个小老板,一个下三烂的评论家,都会有他们的亲信,马崽,跟屁虫,和狗腿子的.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生怕别人挤进来的.王安石是伟人,这一点,亳无疑问,然而,伟人也是人,他怎么能够允许苏轼进入神宗的视线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纪轻,第二,此人名声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觉得这位后起之秀,有点轻狂,有点嚣张,若是给他出入宫禁的方便,若是给他左右天聪的机会,能指望这个在学问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学上胜过了自己的苏东坡,对他的改革,对他的变法,唱赞美诗么? 那年,苏东坡三十四岁,王安石五十一岁,相当今天八零后作家与知青代作家的年龄差距,按理说,基本不搭界,也就不会太计较.可是,从二月起,宋神宗几乎将整个大宋王朝,托付给这位改革家,由着他大展拳脚.际此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际,可以想象他很忌讳他与神宗皇帝之间,出现第三者的.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精明的权术家才是,冲他把苏东坡放在心上,证明他还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与他平级而且资深的司马光,其次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曾作过"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的重臣,至于欧阳修,至于苏东坡,自郐之下,统统不在他的眼中才对.苏轼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文联、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团委员而已,哪怕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哪怕出入有小车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眼前有闪光灯啪啪作响,手中有麦克风可供开讲,那也无法与职务相当于国家总理、副总理级别的王安石相比.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与王安石(4) 已经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导,兼国策顾问的王安石,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比自己小十七岁的苏轼呢? 这就是文人无法超脱的较量情结了.在文学史上,苏的名声要高于王,苏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毋宁说他一辈子搅进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为确切.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王的名声要大于苏,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学家.可这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熙宁二年尚未出现这种说法,但王安石并不认为自己文学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学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视作较量的对手.反过来,苏东坡也不能承认他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个二流政治家,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当他被逼到墙角,有什么理由不与这个一流政治家王安石,进行旗鼓相当地角斗呢?丁忧三年回来,这样轻易地被王安石从牌桌上拖下来,逐出于权力游戏之外,当然不能善甘罢休,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抗争图存,改变劣势,是人类进化的物竞天择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官员们,在其位谋其事的必然规律.他会想,如果英宗在,当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龙椅上坐着天纵聪明,圣心独运的神宗陛下,也不是只许你一个人巴结,而再无别人趋前的份?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当代的政治口号,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汉子精神,苏轼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年的五月份起,连续上书,如《谏买浙灯状》,如《议学校贡举状》,终于得到神宗的召见.在其随后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文中,说到这次与赵顼的对话,两人似乎交谈得很融洽.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上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捅捅地就问神宗:"'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事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与王安石(5)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七日,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宁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由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他提到的苏作《贾谊论》,是与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汉朝历史为背景的文章和诗词.嘉祐年间,这两篇东西轰动一时.相隔十年之后,王说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因为曾经抢了他的风头.从计较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学家王安石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举国上下,苦不堪言.应该是绝对文学家的苏轼,成为公开挑战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坚论新法之不可行.据《长编拾补》卷七,"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有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苏?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学上压不倒对手,在政治上却可将对手打趴在地的嘴脸. 最后,王安石竟然怂恿他的亲家谢景温检举苏轼,诬告他"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神宗当真了,立案调查.好在那时没有双规这一说,苏东坡心里坦荡,照吃照喝不误.最后,查无实证,王安石也只好黑着脸,两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秉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没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直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于是,在这场表面很政治,其实还是很文学的较量中,两位文人,说不上谁输,也说不上谁赢,双方打了个平手. 文人的较量,最佳状态为实力的较量,才能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较量,谁是半斤,谁是八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都分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之中,那么,赢也赢得安心,输也输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赢,不能输,他又没有本事赢,可他不想认输.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处,或躲在暗处,取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拿着奖牌,捧着奖杯,数着奖金,披着奖带,面不改色心不跳,气壮山河冲斗牛,那才是文坛上最令人气短齿冷的丑恶现象.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1) 公元1098年的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一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勒令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 昌化军,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以儋县改置,即今儋县西北旧儋县,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废,后称南宁军.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绝不是旅游圣地,而是宋王朝发配刑徒的边鄙不毛之地.他们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目的很简单,是要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中原的了. 流放,是封建社会里与斩首相差无几的刑法,两者的区别,一是刽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毙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死亡.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曰徒,曰放,曰贬,曰谪,就是这种不马上让你断气死绝的死刑的文雅提法.纵观世界,好象很多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办法.俄国沙皇不就曾经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嘛?在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大风雪里无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大陆南端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从来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暴君,是杀人魔王的.统治者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世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较好.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诗人,送到遥远的边陲,一去不回,让他们在那里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谋生维艰,饔食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功夫和没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小说和诗歌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河南开封急递广东惠州,年已六十二岁的这位大文人,只有收拾行装,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蒙蒙的徐闻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国大陆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湾的琼州海峡,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在文学史上属于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从这里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也许,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对文学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浊浪拍岸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一叶扁舟,扬帆急航.茫茫大海之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苏东坡. 从这一天起,海南岛有幸和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此刻的琼州海峡,煦风温和,海鸟高飞,风帆猎猎,水天一色.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着他.尽管海南的一切,对他来讲,无一不是未知之数.但诗人的情致不减,以那浓重的川中口音,吟诵着他几天前写成的,给他弟弟的诗."九嶷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月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如果这样一首愤激,抱负,意气的诗传到北方,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一帮小人之辈,大大地感到失望了.他们以为他会厌弃这尽是蛮夷的岛屿,那弥漫的瘴气疫疠,会让他觉得活不下去.谁知他还未踏上海南岛,已经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作他故乡了.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2) 当初,他们窜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的豪放不羁的胆气,能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能使他噤若寒蝉,消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很快适应了当地水土,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很快传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购他书藉. 于是,那些整过他的官员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几乎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权,没有一个不是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只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人,整出来一种职业病,不整人,那双手就发痒,那日子就过得不痛快.所以,他们发现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书籍屡禁不止,仍有海外影响,就歇斯底里起来,必然加大力度,更疯狂地整人. 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坐卧不安,心烦气燥,告御状,打报告,找了许多理由,再次将他发配海南.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中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要你这位皇上都认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也会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那病态心理便愈益的强烈可怕.文革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邓绾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划在文人之列.不过,他们是属于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没有的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较一短长时乏无力,在整人上倒颇有劲头.所以,十年浩劫期间,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这些人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戈,朝霞之类,哪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耗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决不是上峰命令能够左右的,更不是琼州海峡能够阻隔的.对于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莎士比亚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里的某位修士.历史有时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他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生悲剧.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3)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被摧毁的是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嘛?他应付后宫里那些性饥渴的女人,已经够疲于奔命的了.还不是这些这类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莫过于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苏轼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告他一个隐射罪名,恶毒攻击皇上嘛!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份子,名节不佳者,倒也十分贴切.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与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地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诗文的,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将他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煽动皇帝,整治他们嫉火如焚的同类.从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苏轼的主要人物,其它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的. 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两兄弟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齿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佑(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从这种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上,蛇蝎之心,令人齿冷.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4) 一方面,苏东坡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乖.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后来,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作家诗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的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然而,"文章憎命达",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现在的省会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间才设营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过是大一点的渔村而已.是不是苏轼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脚点,如今已无从稽考.半个月后,才乘牛车到达昌化军.这种黎族农家的牛车,轮高辐宽,现在还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馆里看到.公元九世纪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环岛高速公路,只有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颠簸,行程困顿,对年过花甲的戴罪之身来说,可绝没有如今那种环岛游的风驰电掣般的潇洒.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牛车上那垂暮之年的东坡先生,一路而来的心境.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鹜,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对他来讲,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旧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5) 但到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他的儿子苏过,生活当然是非常艰窘的.在《与元老侄孙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朝请书》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物,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并不曾忘怀他半刻.凡小人得志,无不滥施淫威,这大概是个规律了.在文坛上,我们也有幸见过那些忽然间春风得意的人物,来不及地报复的悻悻状,是很可笑,又很可恶的.苏东坡已经流放到海南岛了,这班小人还不能释然于怀.初到昌化军,父子俩借居在官屋里度日,然而,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下令把他驱逐出来,沦落在露天地里. "无地可居"的苏东坡,真得感谢海南岛的亚热带气候,使他能够"偃息于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热情好客的海南人,当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树林里存身,便帮他盖屋.《宋史本传》里记载:"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屋,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苏轼在《与程儒书》中,也说到:"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者,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亲自操泥水匠的劳动,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也许没有力量,使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仅仅是宋代,很长时间内,海南岛的生活物资,显然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绝句》中的一首里的困苦之状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聊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哦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棘剌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作家惟有在这里,得到善意的回应,而在小人型文人那里,除了一张冷脸外,还得提防背抄着手里,会不会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陈敏政《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公道还在人心的缘故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首诗中,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苏东坡的最终流放,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他在中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见闻》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练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应该说那最终流放地的海南岛,人杰地灵,催发他的文学神思吧!而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曾几何时,还不是被缚在耻辱柱上,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无论小人怎么跳踉,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 也许,这就叫做历史的真实.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1) 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嘛? 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 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碰到的对手不是王安石和他卵翼下那些小人,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若如此,就会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窗期,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他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但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2) 其实,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当有人将这篇东西送交到她那里,她非但没暴跳如雷,给我把他抓住,给我将他毙了,而是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位会写文章的作者,我们的宰相怎么发现,怎么没有让我到政府工作.同样,唐代第一诗人李白,他非要把宝押在永王那儿,结果,造反者给唐肃宗镇压了,如果换个皇帝,你不来,你本来就不对,因为你是天字第一号诗人,不投奔我而投奔到我的对立面那儿,当然要处理,不过,也没有关,没有杀,只是流放夜郎.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要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剌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辖市一级,地委一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对没有文化素质的领导人,谈文化,就如同与坐井观天的人,谈万里无云的澄碧天空一样,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契约的立法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庭湖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者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个传统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也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医药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说明,即使暴君也在下手时,有一丝文化考虑的. 因此,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在文化上大张挞伐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就是因为基本上无文化而且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朱元璋,和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弱势文化心理. 弱势文化心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弱势文化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也是对自己过去处于低下状态中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可想而知在惩罚手段上,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了. 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薰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3)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於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它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藉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 《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这很有点像阿Q,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但阿Q顶多怒目而视,朱元璋却是皇帝,而且是一个暴虐成性,残忍乖戾的独夫,那自然是要杀人的了. 《闲中今古录》里还举了一个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的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势情结,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皇甫录的《皇明纪略》里也记载过,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明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 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种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其实,这些所谓的"忌讳",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势联系着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读书人的一个基本情结.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4)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虽然他们对汉文化淹贯典籍,精深学问,已经达到你会的我也会,你能的我更能,甚至朕比你更会.但是,实际上,满清皇帝的这种"非我族类"感,对文人的拒绝感,比朱元璋更,应该看到他们心灵上的警惧感,危机感,也是明、清两朝文人特别遭殃的原因. 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确良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的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喝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公元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公元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5)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翅,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洲,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走近苏东坡》 第二部分 《走近苏东坡》 皇帝和文人(6)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朝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苏东坡在仁宗年间,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中进士,公元1059年(嘉祐四年)举家出川至京都,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任凤翔判官.英宗年间,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召回京师,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磨勘转殿中丞除判登闻鼓院,又任试馆职,除直史馆."英宗自藩邸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在召入翰林,宰相限近制不可,故有此命"(《年谱》).据《渑水燕谈录》:"眉山苏洵……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 如果不是1068年(熙宁元年),"三月,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始入对,劝上以更法度",苏东坡这位文学大师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 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1)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札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 一位直率批评苏东坡的女诗人和她的命运历程 一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2)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3)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江青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大奇.我认为只有个中人,过来人,才敢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膺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籍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朝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隐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苏东坡在仁宗年间,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中进士,公元1059年(嘉祐四年)举家出川至京都,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任凤翔判官.英宗年间,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召回京师,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磨勘转殿中丞除判登闻鼓院,又任试馆职,除直史馆."英宗自藩邸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在召入翰林,宰相限近制不可,故有此命"(《年谱》).据《渑水燕谈录》:"眉山苏洵……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春,(居丧回籍的)苏轼至京,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郎.时王安石方用事,议改法度,以变风俗,知先生素不同己,故置之是官.五月,以论贡举法不当轻改,召对,又为安石所不乐.未几,上欲用先生修《中书条例》,安石沮之.秋,为国子监考试官,以发策为安石所怒.冬,上欲用先生修《起居注》,安石又言不可,且诬先生遭丧贩苏木入川,事遂罢,不用.安石欲以吏事困先生,使权开封府判官."(《年谱》) 如果不是1068年(熙宁元年),"三月,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始入对,劝上以更法度",苏东坡这位文学大师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 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4) 二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然后,她从词的"别是一家".这种异于诗的韵文体裁的出现,和它的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了简略的表述.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接下来对北宋词坛兴起,对领导潮流的诸家前辈,谈出了他的看法.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对李清照这番语惊四座的论调,以引用此文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得最为刻薄:"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裴畅在《词苑萃编》也说:"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而陆放翁认为她的《词论》,绝非好为大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既然指出其病所在,胡为大言? 她对晚唐词之"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的评论,系针对躲进象牙之间的花间词风.温庭筠是花间派领袖人物,《旧唐书》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词."那种空虚的精神,侈腐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出深远兴致和高蹈情怀的.她对唐之后,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的说法,认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岁月里,文学只能是毁颓丧坠,沉沦不起.在此期间,"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李清照说得没错,阶下之囚,朝不保夕、故国黍离,凄凉怨慕,亡国之身,动辄得咎,如此境遇,除"哀以思"外,还有什么更深的意旨可寻?她认为,一直到了宋朝,经过百年的涵养修整,出现相对稳定的文化发达现象,,诗歌有了很大的进展.于是,她对当时兴起的词家,逐一进行批判,第一,她指出柳永的比较时尚,轻盈,迎合市井心态的作品,虽然大得人心,"几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但李清照认为格调不够高雅,而"尘下"的说法,贬意就更明显些.第二,她一口气批评了六个人,张先、宋祁、宋庠、沈唐、元绛、晁次膺,评价就更加刻薄,说他们"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她这样说,当时的同行们肯定会跳的,可历史证明了她的预见,张子野除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娇柔嫩起,廉幕卷花影"等"三影"外,宋子京除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外,别的那些破破碎碎不足名家的词句,可还有人记得?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5) 接下来,她对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的批评,也是她这篇《词论》的最核心部份.在李清照看来,诗是诗,词是词,两者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唐诗本来是可歌可唱的,到了后来,诗便停留在纸面上,成为无声的纯文字技巧的艺术.但词,是必须能唱出口的,柳永的词所以受到歌女的欢迎,就因为其一,可歌性,因为其二,市井化,因为其三,脂粉气,当然羁旅离愁,怨女深闺,晓风残月,长亭送别,绝对属于词写作范畴的题材,也是他拥有较多粉丝的原因.据说,他后来很聊倒,死后,无人收殓,连葬资也是那些唱过他词的歌伎们赞助的.李清照一生,写诗也写词,一直恪守这样诗词界际的分寸.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譬如她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譬如她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的《声声慢》就完全是词的纯美之境界,绝美之文章了. 这一段,我在设想她落笔时会有所踌蹰的.她将这三位"学际天人"的大师,并列讨论,有其难处,因为苏轼与她父亲李格非关系匪浅,其父因受知于苏轼,系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要来挑这位她父亲老师的错,不得不拉另外两位前辈陪绑.其实,我们知道,晏殊的《珠玉集》和欧阳修的《六一词》,很少有"不协音律"和""不协音律"和"句读不葺之诗."之诗."而且,李清照有一首《临江仙》,词前有序,"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句,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所以,由此可知,她批评"不协音律",批评"句读不葺",就是对苏东坡以诗作词的否定.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其高处入天,平处尚临境笑春,不顾侪辈."也说明历来评家,对这位大师不受词曲规范的制约,不按词曲音律的填词择字,也是有看法的.李清照当然有理由指责,豪放有了,然而"不协音律"、"句读不葺",词的音乐性,可咏性,节奏感,韵律感,被削弱,被损抑,光彩也就失去了. 有人以苏轼最有名的一首豪放代表作《念奴娇》为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按词牌,下半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这句,应该是六字、四字、五字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应该为七字、六字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至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恰恰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若如此一改过来,苏东坡这篇脍炙人口的词篇,合乎词牌了,韵味也就完蛋了. 她在这篇《词论》中最后谈到的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则是她的父辈人物,对苏轼都能直言其失,对余下的诸位,便统统不在话下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6) 三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词家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决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札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于是,这个李清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诗人,近一千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也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评语,出自此公之口,当更有说服力.如今,崇胡者甚众,与过去打胡者甚众,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扭曲和偏颇.不过,若撇开政治,就做学问这点上,他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个"最"字,可见对她的推崇.他还说,由于她"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这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道理很简单,谁让你李清照"才气纵横"呢?你一纵一横,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无才的前辈、同辈、后辈,能不打心里腻胃你(这算好的),反对你(这算说得过去的),打击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吗? 所以,天才投错胎,时间不对,空间不对,跌进了小人堆,掉进了恶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过了. 李清照的一辈子,过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运,很受到同时代人的垢辱.她又挺爱国,挺爱这个对她很不怎么样的宋朝,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当亡国奴,说什么也要跟着这个居然没有被人灭掉的赵氏王朝,从北宋跟到南宋,从徽宗跟到高宗,从的砾光辉的诗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妇,从海内传诵的词家,到不知所终的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条流浪狗的下场更惨.这说明中国的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王朝,它连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诗人,都弃若敝屣,这个王朝,不亡何待?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7) 幸好,中国人记住她的作品,中国人怀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学史上凭真实力,凭真本事,所达到的被人推誉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无声息的死而湮没;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人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动. 文学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摆在书架上的,一种是放在人心里的.摆在书架上的文学史,可以装进成千上万位作家诗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一百位.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个读过宋词的人,都会记起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七字叠句,这些字,似乎并不艰深,似乎并不复杂,但她创造出来,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凭这,当然也不完全凭这,大摇大摆地走进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永远活着.虽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们脑海里总能涌现上来,那早年美丽端庄,文思奇诡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坚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的她. 也许,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余性专博,昼夜每忘食事"(《打马赋》序),也许,她知道,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筛子,是精华,自然会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时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间事.所以,她以自信,以达观,以完美,以一无牵挂的心态告别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演变着,个人生前的不幸,因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化,曾经遭遇的痛苦,因斗换星移也慢慢稀释.最后剩下来的,便是她璀灿的文学成就.那些小丑,那些败类,那些构陷,那些污亵,遂像泡沫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殆尽.于是,一个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这部人心中的文学史上. 其实,李清照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并不是很多,流传于世的词,不足50首;流传于世的诗,不足20首;流传于世的词学批评,只有区区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别人为了骂她,录以存照,也许早消失了),然而,她却因此成为一位名显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这一段,我在设想她落笔时会有所踌蹰的.她将这三位"学际天人"的大师,并列讨论,有其难处,因为苏轼与她父亲李格非关系匪浅,其父因受知于苏轼,系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要来挑这位她父亲老师的错,不得不拉另外两位前辈陪绑.其实,我们知道,晏殊的《珠玉集》和欧阳修的《六一词》,很少有"不协音律"和""不协音律"和"句读不葺之诗."之诗."而且,李清照有一首《临江仙》,词前有序,"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句,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所以,由此可知,她批评"不协音律",批评"句读不葺",就是对苏东坡以诗作词的否定.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其高处入天,平处尚临境笑春,不顾侪辈."也说明历来评家,对这位大师不受词曲规范的制约,不按词曲音律的填词择字,也是有看法的.李清照当然有理由指责,豪放有了,然而"不协音律"、"句读不葺",词的音乐性,可咏性,节奏感,韵律感,被削弱,被损抑,光彩也就失去了. 有人以苏轼最有名的一首豪放代表作《念奴娇》为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按词牌,下半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这句,应该是六字、四字、五字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早嫁,了雄姿英发",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应该为七字、六字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至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恰恰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若如此一改过来,苏东坡这篇脍炙人口的词篇,合乎词牌了,韵味也就完蛋了. 她在这篇《词论》中最后谈到的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则是她的父辈人物,对苏轼都能直言其失,对余下的诸位,便统统不在话下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8) 四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谛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疵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仑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9) 五 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7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地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千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7年间,我想她就是靠这股精神支撑,才活下来的.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帮地,尚锁书册什么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花自飘零水自流"(10)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愁怅,那份追思,犹令人砰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士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传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它.在这一霎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倾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滩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一条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东坡肉"考(1) 我很佩服东坡先生,诗词千古传唱,文章淋漓尽致,书法也风流出色,这都不去说它了.而是此公胃口奇佳,好吃喝,善啖肉,能下厨,会烧菜.在中国,一个人的所谓"口福",也就是第一有得吃,第二吃得下,确实是件其乐无穷的事.苏东坡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豁达,吃得快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老实说,在中国,一般老百姓,知道《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寒食帖》者,远不如知道"东坡肉"、"东坡肘子"者多.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初到西湖的游客,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有一年我到峨嵋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1080年苏东坡谪居的湖北黄冈,因为他到了这个偏僻地区,发现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的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侯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群众给他送来了猪肉和酒.东坡先生倒很有一点群众观点,批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的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要诀.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相一致的. 我在他老家四川眉山,品尝过这道名菜,也在杭州西子湖畔,欣赏过这道佳肴.要论解馋、实惠、而且肚子还比较地空淡乏油的话,那么足以大快朵颐者,非此物不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东坡肉堪称猪肉菜肴里的上品了. 所以老百姓,尤其位居下层,消化能力特强,但经济实力稍差者,一听到"东坡"这两个字,首先想起的是那碗色泽红亮,形整不散,软烂如腐,鲜香不腻的佳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只猪,烧出几百道菜来,而苏东坡这位文人,居然也发明了一种吃法,正说明中国人之讲吃,能吃,会吃,闻名于世,难怪钱世界到处有中国饭馆.中国人对于嘴,十分重视,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吃是中国人的灵魂,也是中国人的生命,人是铁,饭是钢,这话是有道理的.否则那些饭店酒楼里的食客,怎么能每年吃掉国帑几千个亿呢?一个个吃得好开心,从天上吃到地下,从山珍吃到海味.也许人类始祖来自海洋的缘故,加上粤菜走向全国,于是游水海鲜,生猛海鲜,便成了宴会桌上不可或缺之物,猪肉,牛肉,羊肉只好下台,让位于虾兵蟹将,王八老鳖了. 不过,市井乡里的平常人家,仍以六畜之首的猪,为家庭餐桌上的重点节目,所以苏东坡的这道历史悠久的名菜,仍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并不反对吃肥牛火锅,鱼翅海参,山珍海味,满汉钱席,但一无银子,二无人请,自费吃不起,公家不报销,就只好家蹲,吃东坡肉解馋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东坡肉"考(2) 说穿了,"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文人一吃,就吃出名气来了,其操作过程不过就是多加酒,少加水,文火慢炖而已,并不繁琐复杂.也许名人效应吧?因为是苏东坡的手艺,遂成了从浙江到四川的东坡系列产品,甚至还装进罐头,销往外洋,赚取外汇呢! 日子好了,口味高了,这种肥腻的菜肴,已不大见诸大饭店的筵席上了.尤其公费吃喝,国家掏钱,那就不会客气,自然不必替人民政府省的了.挑稀奇古怪的,价格不菲的菜点起来,外加好酒好烟.如果饭后有桑那按摩,以助消化则更佳了. 苏东坡在杭州作官时,是不是也揣着支票赴宴,不得而知.但从他精通猪肉,而未见其在珍禽野味上的什么创造,以及那种日啖荔枝三千颗,愿意长作岭南人的遗憾,可想而知,尽管他做了官,也还是个不甚富裕的儒吏,或者是不好意思动用公款的文人.这也许是古今知识分子的通病,要清高,就不免清贫了.比之现在那些一掷千金的暴发户,和花起国家的钱,半点不心痛的老爷,苏东坡可差得太远了.要让今天那些花公家钱如流水的人看来,东坡先生是很土老帽的了. 但别小看红烧肉,毛主席就很爱吃的,并认为有补脑之功效.此说是否有科学依据,待考.但苏东坡的诗、词、文、赋,确实是汪洋恣肆,不可一世,很可能与他爱吃猪肉,摄取什么特殊营养,使他的脑细胞发达,有点什么联系?包括他的挥洒自如的书法,也有点像"东坡肉"那种肥腴饱满的韵味.可以想象东坡先生酒足饭饱,意兴酣畅,即席挥毫,龙飞凤舞的雍容放达.这种大度,决不是饿肚汉或患有严重胃溃疡病人所能具有的.相信他创造的这种佳肴,一定为他的文思提供不少助力. 我还读过东坡《夜宿金山寺》一诗,由于僧寺吃斋,而且食粥,把老先生饿得半夜醒来,只好瞪眼等待着晨钟,好去继续喝粥.看来,他是嗜好荤腥,吃不得素的.因此,这个东坡肉可能是他不少吃的菜肴. 好吃,便多吃,努力加餐的结果,便得考虑是否有碍卫生健康的问题了. 此公活到六十四岁,就辞世了,在今天看来,不算高寿.不过,和他同时代的王安石、欧阳修也只活了六十五岁.在宋朝,一般平均年龄是不高的,六十多岁也算是一名长寿翁了.但是,要从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享年七十三岁看,根据遗传学的角度考察,都应该具有长寿基因,似乎觉得他还应该多写多画多活上几年的. 于是以饮食科学的角度分析,大概食多了猪肉,必然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要增多.说不定正是这种杀手,催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也未可知? 果然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好酒好饭,总以适度为佳.我真钦佩那些吃公款的老爷,敢于冒缩短生命的危险去大吃二喝.为了这些人能够干部们延年益寿着想,使他们能够多一点时间为人民服务,我建议有关部门像警告抽烟人一样,在纸烟盒上,印有"吸烟有碍健康"的字样提醒世人,那么,对这些饕餮之徒,应该在饭店酒楼门口,高悬"吃多短命,饮多减寿"八个字的匾额,警惕那些吃客重视苏东坡这个前车之鉴,岂不是救人(可以长寿)救国(可以节约)的善举么? 岂止饮食呢?什么都应该有节制,再好的事物多了,过分了,绝对化了,便有走向反面的可能. 真到那时,便后悔全晚了.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苦头,吃得还算少么?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1)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东坡先生的这首过海诗,是他于公元1097年(宋绍圣四年)谪放海南岛儋耳,三年后,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遇赦,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绝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一位遍体鳞伤的诗人,但他精神不死.他的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十六个字,能够表达出他的人生态度. 据《王氏交广春秋》:"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 不妨设想,在900年前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即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航行在茫茫苍苍,激流汹涌,波涛起伏,浪逐船高的琼州海峡之中,也是一次令人不由得心情凝重的旅程.何况苏轼乘坐的是一艘吃水量很小的趸船,要作二十四个小时的不间断航行呢? 可以想象,他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上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自然包括"监解"的官方人员,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作老死海外,有去无回之想. 他与友人范元长的书信中说:"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临纸哽塞,言不尽意."与友人王敏仲的书信中,连后事都作了安排:"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身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以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古往今来,凡是尝过流放滋味的人,都能体会这种生离死别,回归无期的痛苦.回想起1957年,一顶帽子,逐出京门,深山老林,四顾无亲时,唯有寒号鸟的啼声,伴我度过那无望的岁月,读苏文至此,也不由得心头发紧,潸然泪下.人之最残忍,莫过于教你看着自己怎么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人之最冷酷,莫过于让你看不得父母妻子儿女而一片片撕裂着自己的心.但是,苏东坡没有死,不但没有像他预计地那样埋葬自己,也没有像那些收拾他的小人们所设计的那样油尽灯灭,不死也死,而是多少近乎奇迹似地生还中原. 据《苏轼诗集》注引《独醒杂志》,讲了一则小故事: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 鹤骨霜发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自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 历来的皇帝,都把他们不喜欢的文人,往冰天雪地里送,和俄国的沙皇将十二月党人,押往西伯利亚的用意一样,冻得你灵魂出窍,看你还有兴致给朕唱反调?但从未振作过的赵宋王朝,只拥有中原半壁江山,因此,对犯了错误的官吏,只好往南方偏远的省份送.那时的岭南,是蛮荒之地,疫疠之乡,而发配海南岛者,更难逃瘴气,几与死刑无异,到得那里,绝无回返的可能. 苏东坡很高兴自己成了一次罕见的例外,给岭上老人写了这首诗.可那些整了他一辈子的小人们,得知没能将他整趴、整死、整完蛋,还活着出现在大陆南端,光火愤怒,跺脚骂娘.于是,今天发出一道命令,"量移廉州",明天颁布一纸文书,"改舒州团练副使",一回儿教你东,"徒永州",一会儿让你西,"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使得北归的苏东坡,疲于奔命,仍过着折腾不已,折磨不止的日子.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2) 这就是千古不灭的结论:只要遭遇小人,好人就休想安生. 据《宋史?本传》,苏轼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苏辙在《墓志铭》里,有这样一段对他人格力量的赞语:"其为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抱着这样的人生哲学,他能不触犯小人嘛!一般稍懂得处世道理的人,见到这些决非良善之辈,躲都来不及的,他"斥之如恐不尽",岂不引火烧身么?所以,他一生,不是困于文人中的小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之流,就是困于小人中的文人,如何正臣、舒亶、李定之流. 无论文人中的小人,还是小人中的文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鼠疫,虎列拉,和时下在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病毒.细查一下历代文字狱的起因,总是小人先来劲,尔后皇帝才下手的.这倒不是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皇帝政务倥憁,日理万机,是何等忙碌?哪里有闲情逸致在金銮殿上捧读小说和诗歌.而下了朝回到内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三千粉黛,哪一个女人不是似饥如渴,等着他全身心的投入?宫闱之内,床笫之间,文学,又不是伟哥,有什么用处?所以,小人吃准皇帝不可能了解详情,就用两片子嘴,把文人送上断头台. 我还发现,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那些写得不如别人好,一比之下黯然无色而又不甘心的作家;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作家;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则是最卖力气收拾同行的种子选手. 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文坛扫荡干净就剩下他老人家称王的家伙.这些人,唯其志不在写而在整,所以,只要一有机会,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这些人要是串同作恶起来,有时候,连皇帝老子,皇帝他妈,都拿他们没法办的. 他们到底把苏东坡抓了起来,其中一条理由,他写了反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宋神宗也觉得这些人过分.据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尽管如此,还是要将他定罪.仁宗皇后急了,据陈鹄《耆旧续闻》载:她对神宗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然而,小人仍旧不买账. 所以,当一个政权中小人成堆,败类结伙,就有左右政局的能力.其实,苏东坡最终被谪放岭南,再逐琼岛,未必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已贬往惠州的他,写的一首即兴诗,惹恼了小人群落: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原来算是苏轼的挚友,还曾为他说过两句好话的章惇,后来爬上高位,成了小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也干起卖友的勾当.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小人们凑在一起,一为他的文学声望,感到沮丧,越想消除他的影响,影响却越来越大,二为他的不妥协精神,感到恼火,本想整得他灰溜溜,他却越来越自在.于是,大家看着章惇,他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完全不念旧交,大笔一挥,再贬儋州. 为什么贬到这个县份呢?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道出其中底里:绍圣年中,把一批元祐党人贬往外地,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如果考较起苏东坡之死,其远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实行的新政.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3) 他的一生噩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安石的改革,固然勇气可嘉,但他的新政措施,峻刻狷忿,法严责苛,加之操之过急,任用非人,结果民不受利,反而成害,遂酿成一次政治大动荡,朝野大分裂,宗派斗争,余波达半个多世纪,差不多闹到北宋政权结束.王安石这个人,世称拗相公,其实,拗是他的外在表现,内心世界里,有其小人的一面,至少,他的许多行状,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也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9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900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可不是时下那些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文学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腌臢味外,便什么也剩不下了. 王巩的《闻见近录》载:"天下之公认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予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政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词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李定为王安石党羽,力主极刑,除掉苏轼,以泄私愤,连这样极无耻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讲,苏东坡被时人敬服,以至于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决非虚言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4) 文学的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文采出众,诗文佳绝,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为"大家",亦有长短高矮之别,他在苏轼面前,还是要矮一头的.所以,他指使御史台中他提拔起来的走卒,将苏轼打入大牢,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导至文人相整的格局.而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对手没有一个肯甘拜下风,然而,又无一不在文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赌输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只有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把苏东坡扳倒.尤其,苏东坡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这样一说,更剌激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文人兼小人群落,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也使他们更疯狂地收拾他. 苏轼应该明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文人相轻,本是一种习见的现象,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这样,谁也瞧不起谁,谁也容不得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少不了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屐,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5)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学跳蚤,别以为他们就咬不死人,书生的悲剧,诗人的噩运,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灾祸,哪一件文字狱案中,没有他们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现在,苏东坡不知在南迁途中,掉了多少层皮以后,万幸不死,终于踩着跳板,踏上大陆.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灵肉两伤.他在北归路途中给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说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与谢民师书),"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答李端叔书),他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丧钟的声音,对这位文学巨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种种预感.65岁的大师终于感到欣喜过后的迷茫了.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这是他到大陆后最初写出来的诗,"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他兴奋之余,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雨夜,宿净行院》) 这首同期作品,更可佐证回到大陆以后那种迷乱,凄冷,衰迈和孤独之情.终于他写了一首类似"遗言"的五言诗,给他的儿子们: 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 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 披云见天眼,回首失海潦. 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 大儿牧众穉,四岁守孤峤. 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 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 我亦困诗酒,去道愈茫渺. 纷纷何时定,所至皆可老. 莫为柳仪曹,诗书教氓獠. 亦莫事登陡,溪山有何好? 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 读到这首锐气销失,退意浓厚的诗,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苏子老矣!和他1079年(元丰二年)43岁时,所写的那首情绪化的诗,已无共同之处了.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 当时,他从开封御史台的诏狱里放出来,尽管荆棘满途,小人当道,他根本是不买账的,才写出这篇挑战的檄文.虽然不知会是一个什么跌宕起伏,命途难卜的局面,在等待着他,但是,"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噪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坐了几个月的大牢,诗情激发,文思泉涌,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 可65岁高龄的他,已经找不到那股生命的活力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6)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象》) 小人是社会生活中的可怕病毒,谁招惹上了,谁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文人中的小人,又具有格外歹毒的恶本质.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进行一次大师级人物的统计,你会发现,若是按人口比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大师,其总数是大大低于外国的.这其中的一个无庸讳言的原因,中国的文学小人群落,说得上是继往开来,络绎不绝,无论哪朝哪代,总有这类东西跳出来施虐作恶,挫折得那些有可能成为大师者,不能成为大师;已经是大师者,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苏东坡就是典型例证,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然而,当他再次踏上大陆南端的土地,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了.那位乡间老翁所言,"天祐善人乎?"其实也不尽然的.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老天爷(如果有的话),有时候常站在小人一边的.君不见十年文革期间,那些得意过的整人的人,如今继续在得意着的,张狂着的,还算少吗? 虽然,苏轼之死,是属于"寿终正寝"的一类,他在死前半月给维琳方丈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强故尔,无足道者."但是,若没有小人们给他造成不幸历程,也许未必会如此一病不起,迅速地走向死亡. 据他逝世前与钱济明的信中所述症状观察,"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显然,积毒爆发,不可收拾,疗治无效,不语而终.同时代人朱彧的《萍洲可谈》里说得更明白:"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所以,被小人迫害至死的苏东坡,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的中国文人. 苏轼活了65岁,如果天假以年,能够拥有与他活了73岁的弟弟苏辙那样的寿命,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肯定会攀登更高的峰巅,不知该如何的光辉灿烂呢! 于是,便是他生命史上最后一次的辉煌,据邵博《邵氏闻见录》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有史以来,有哪一位文人受到过这样隆重热烈的万民夹道的欢呼? 这次盛大的谢幕式过后,不久,一代文宗就撒手人寰了. 如果,从苏东坡之死,我们能够汲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的结尾两句名言,值得永远牢记: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啊 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也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苏东坡之死(7)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9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900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可不是时下那些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文学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腌臢味外,便什么也剩不下了. 王巩的《闻见近录》载:"天下之公认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予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政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词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李定为王安石党羽,力主极刑,除掉苏轼,以泄私愤,连这样极无耻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讲,苏东坡被时人敬服,以至于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决非虚言了. 《走近苏东坡》 第三部分 《走近苏东坡》 大浪淘沙 《三国演义》开篇,有一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卷首词,为明代嘉靖朝翰林学士杨慎所作,但一直被认为是小说作者罗贯中所写.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是没有这卷首词的.直到毛宗岗父子校订评点这部小说时,才加了这首词,《三国演义》大普及,产生大影响以后,遂误讹为真.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是诗、词、曲无一不精的明代文人.他在写这首气势雄浑,潇洒从容的词时,肯定受到过两位前辈的影响. 一位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一位是辛弃疾的《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万斛. 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 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 儿辈功名都会与,长日惟消棋局.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 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这两首千古绝唱,最能点透大浪淘沙这谁也别扭不过的历史规律.所以,杨慎在收尾处,将数千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盛衰兴灭,风云变幻,沧桑代谢,人间万象的中华民族历史全过程,统揽笔下,用"笑谈"二字一语道破,不能不说是一篇发人深思,启人悟解之作. "怀古"也好,"吊古"也好,"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好,都是对于"江河万里流日夜","大浪淘沙无尽时"的历史回顾.我记得,解放前夕,还是个青年学生,在六朝故都南京读书时,曾经以一种怀旧之心,去探寻过刘禹锡诗中"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王谢人家而不得,既不见衮冕巍峨,圭璋特达的望族辉煌,也不见钟鸣鼎食,文彩锦绣的豪门鼎盛,触目所及,断巷残壁,旧墟破房,步履所至,瓦灶冷炙,穷苦人家.于是,一个人在江边蹀躞时,望着滔滔江水,无法不生出江山依旧,世事变迁,正是杨慎这首《临江仙》中的许多感慨. 那时,我还年青,还不大懂得人间的万事万物,势必要经历的新陈代谢规律.大浪淘沙,既无情,又现实,后浪永远不断地追赶着前浪,那一股不可阻拦的大趋势,谁也不能改变,滚滚长江如此,历史洪流也如此. 年青,难免幼稚,幼稚,自然天真,很容易被那城墙上斑驳的苔藓,书场中呜咽的琴声,已是旧梦的秦淮画舫,既非北音更非吴语的蓝青官话的慢条斯理……种种残留着似乎还透出丝丝缕缕的古色古香,所陶醉,所触动.尤其当春意阑珊,微风细雨,时近黄昏,翩翩燕飞之际,那一刻的满目苍凉,萧条市面,沧桑尘世,思古幽情,最是令人惆怅伤感的. 那时,想不到半个世纪以后,那旧日追寻的情调,已被太多残酷的现实冲击得荡然无存,再一次故地重游,那河之洲,江之滨,便只剩下杨升庵的《临江仙》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慨,以及更多的是震撼于这大浪淘沙的严峻. 还有什么呢?属于你的时间已是屈指可数,除了最好年华,付诸东流之憾,时光蹉跎,一事无成之悔,也许只有辛稼轩那"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苏东坡"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之叹了. 但是,这是谁也不能逾越的大浪淘沙的规律,历史,永远是这样一浪一浪地奔流不息.过去的,也就过去了.然而,在南墙根晒太阳,看日影移动,在树荫下挥蒲扇,听蝉鸣聒耳,即使在这方寸地,渔歌唱晚,倦鸦归林,霞绮渐淡,夕阳犹红,我发现,也还是足可怡情悦性,颐养天年的.于是,我就十分同情那些腿脚打绊,还在台面上抖精神,还挣扎着拔嗓子,还力竭声嘶要唱主角,还"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嫩,还要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女吊",在舞台上忸怩作态的同行了.阁下,你已经老大不小,青春不再,这是何苦来呢? 应该明白,生活的乐趣,人生的追寻,思想的锋芒,对于世界的视角,对于历史的评价,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很一致的观点,更有绝不一致的做法.到了这把无欲无求的年纪,到了回忆超过想象的年纪,到了坐在看台上看球场中人角逐的年纪,到了成为闲云野鹤自己支配自己的年纪,大可坐下来,从历史洪流的大浪淘沙过程中,觅得一知半解,点滴心得,便算不虚度一生了. 走了一辈子路,吃了一辈子饭,生了许多闲气,遭了许多劫难,交过不少朋友,当然,也认识不少坏蛋,你把别人整得够呛,别人也把你修理得够惨……中国知识分子活到这种程度,活出这个水平者,实在太多太多.无论怎么不济,仨瓜两枣,芝麻录豆,总是能够总结出一二,体会出二三来的.哪怕是假语村言,贻笑大方,痴人说梦,笑掉大牙,又有何妨呢,横竖不就是"笑谈"么? "笑谈",便成了我在这方寸地中,消磨长日的唯一营生.既然是"笑谈",难免被人撇嘴,难免惹人不快,固然,因此而骂我者颇众,但到了这把年纪,恕我不敬,也就只能去他妈的了. 于是,一杯浊酒,一盘残棋,一杯酽茶,一段陋文,也就无所谓他人的口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