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学刊:理念与实务 一卷一期
2006年7月,页1~30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现况,问题与对策
刘金源
(本文经准许转载自94学年度教育部大学校务评鉴报告,并经作者做部分修改)
摘 要
我国大学校院实施通识教育已有二十余年,各校在大学课程中普遍都规定必修通识课程学分,并设置相关之教学与行政单位,从事通识教育之推动.惟各校对於通识教育之定位与内涵,都仍不甚明确,实施成效亦有待观察.教育部为了了解各校实施情形,於民国八十七年进行一次全面性的通识教育访评,之后,於民国九十三年,针对国内七所资源较为丰富的研究型大学进行通识教育评鉴,并於九十四年综合大学校务评鉴中将通识教育列为校务类评鉴项目之一,显示教育部亟需了解各校实施通识教育成效的立场.本文主要针对以上评鉴过程中,在理念与目标,组织与制度,教学与行政资源,课程规划,教学品质,师资,自我评鉴等各方面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具体解决问题之对策,以作为各校参酌.同时,针对教育部就整体推动通识教育上所应扮演的角色,提出具体建议,以作为教育部拟定通识教育相关政策之参考.
关键词:大学通识教育,问题与对策
现况,特色与问题
一, 沿革与现况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起源可溯自民国四十七年由教育部所颁布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之规定,将「国文」,「英文」,「国父思想」,「宪法」,「历史」等科目订定为各大学校院必修课程,随后於五十三年,六十二年,六十六年加以局部修订,并继而於民国七十三年颁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要求各大学院校必须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等七大领域中开设各种选修科目;以上两项法令的颁布乃成为我国大学「共同科目」与「通识教育」课程规范之滥觞.
随著近十几年来我国政经情势的发展,高等教育的自治化乃成为潮流所趋.民国八十五年九月,大法官会议释宪,宣告「部定共同必修」违宪,律定课程规划与设计乃是大学学术自主的一部份,从此掀起了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浪潮.在有心之士及民间学术团体「中华民国通识教育学会」奔走急呼下,每年定期举办通识教育相关之学术研讨会或研习会,通识教育由片面的被认知而逐渐普及.时至今日,通识教育在我国大学校院中可说已蔚为风潮,各类型大学校院(综合大学,单科学院,科技大学,技术学院,军事校院等)在大学部教育中普遍都有规定学生必修通识课程,同时,也都设置相关学术或行政单位,并经常举办教学与学术研讨会,从事通识教育之推动.
总观教育部所颁布前述两项法令的内涵,通识教育的基本精神乃在於建构学生基础学术能力(例如,国文,外文,资讯能力等)及培育基础人文与科学之博雅素养(例如,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哲学与宗教,社会心理分析,全球化社会现象,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其在大学教育中乃扮演「基础与核心教育」的角色,应无庸置疑.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环,其重要性尚能普遍的被认同;然而,将通识教育当作是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的角色,未必能即时的被体会与认知.为数众多的大学更将通识教育视为专门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使得通识教育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丧失了主体性格.
我国大学教育向来著重专门教育,以培养专门技能为首要目标.虽然七十三年颁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但在实施过程当中,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怀,各校大多未经仔细思索与规划,也没有投入应有的人力与经费,而仅以片面的理解开设出七大领域相关课程.在专门教育挂帅的环境下,教师更忙於各自专长而无暇用心开发通识课程与关心通识教育,相对的,学生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使得通识教育仅当作是专门教育之外聊备一格的角色.此一印象仍存留在当年受此教育,现今在大学任教老师的脑海中.
由於通识教育没有确切的定义与范畴,而多数大学常又偏狭的以艺文陶冶,生活礼仪,人际沟通等作为全人教育的注解,在缺乏学术理据且又难以拟定课程开设准则的情况下,不免拘泥於形式,而开设出多样但缺乏学术承载度的实用性,技艺性,休闲性等科目,使得通识教育推展成效隐而不彰,并且丧失核心价值.久而久之,通识课程在缺乏学术内涵且评分宽松的情况下,逐渐衍生出所谓「营养学分」的错误观念,在校园中无法受到与专门科目等同的对待.此一观念长久以来已深植在校园师生的心目当中,形成通识教育推展的一大障碍,也是现今通识教育最大的危机.
二, 共通问题
民国八十六年以后,教育部对大学「共同科目」与「通识教育」的松绑固然开启大学教育的一扇大门,但在过去近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仅有少数大学试图在理念与制度上,付出具体行动来实践理想.综观上述相关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大学校院通识教育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