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義之編撰
龔鵬程?
一、採擷南學之學術基礎
漢代立經學於學官，為經學統一之始；唐代為五經撰正義，則為注疏統一之始。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又不僅僅唐宋以此取士而已。故皮錫瑞《經學歷史》七云：「夫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為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其說亦不盡然。」
大抵《正義》影響之鉅，人所共曉；至於五經義疏之優劣，則諸儒門庭限劃，聚訟為多。鄭子尹〈寄莫友芝書〉云：「朱子謂經疏周官最好，細看果然。朱子說經帀實明白，正是深比家法。」清儒服膺漢學，故於《正義》多所譏詆（詳後）。《周禮》一部，徒以擇用鄭注，為世所重耳。然據《清史稿?儒林傳》所記，鄭氏推尊孔賈，以為不下康成。則當時不以《正義》為可棄廢也可知。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八曰：「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彼主翔實，故譏虛浮，其以書、易為下，是亦不明唐初儒玄合流及辯難蠭之勢也。嘗試論之：
據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三一）所載，神秀少為諸生，遊學江表時，能通「老莊玄旨書易大義」。《新唐書?柳公權傳》稱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隋書?元善傳》亦稱善講春秋，初發題，即為何妥所難。此數人，皆兼通儒玄，又多講書、易、左氏。則此數書殆皆為當時清言所萃，旨供講論，非徵實之學也。《正義》擇用南學，遂來虛浮之誚，豈知當日正以此講虛玄者為貴乎？皮錫瑞曰孔疏：「易主王弼，本屬清言，而疏文仍失於虛浮，以注本不摭實也。書主偽孔，亦多空詮。」此非當時學風使然歟？張說以書易大義匹儷老莊玄旨，蓋以此也。孔氏《周易義疏》之所以以形上學為綱紀者，亦非無故。此其一。
儒玄合流，既已蔚為風氣，故唐人所撰《隋書?經籍志》述儒家曰：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系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
又敘道家曰：
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夫陰陽二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感，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
所謂「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實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同義。以儒道同出周官，一自師傳，一為儒後，故可融通也。隋史為孔穎達魏徵等人合撰，此文即或不出穎達手，亦必為穎達所同意。《隋書?儒林傳》所稱：「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雖不必即為定論，而其為穎達或史館諸儒之共識可知。本此以纂疏五經，其以南學為本，亦勢所必至者也。此其二。
此二者，一為當時學界之好尚，一為太學儒臣之見識。鉤牽影響，互為因果。故其撰疏之際，書易用力，必倍佗經。後儒昧此因緣，妄加訾議於其間，非信論也。
二、五經正義纂修經過
據《唐書?藝文志》所述，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乃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百八十卷。皮錫瑞《經學歷史》誤為百七十卷，非是。趙雲崧《陔餘叢考》見唐書云太宗嘗病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遂以為五經正義之定，師古實有大功（卷五十）。不知顏氏考定五經，事在貞觀四年；貞觀七年，頒其書於天下，命學者習之，是為新定五經。而孔穎達所奉詔撰修者，遲至貞觀十六年始畢，稽延至於永徽四年始頒於天下。二事逈異。顏氏之書，以經籍文字訛謬而作；孔氏所纂，則以章句繁雜而生。一校經文、一屬義疏。誤合為一，非也。五經定本頒行在前，穎達義疏或即據此定本而撰，故時有徵引處1。
然五經正義，實非穎達獨纂，如師古之定五經也。蓋雜出眾手，聚博為功，皮錫瑞曰：「穎達入唐，年已耄耋，豈盡逐條親閱；不過總攬大綱。諸儒分治一經、各取一書以為底本，名為創定，實屬因仍。書成而穎達居其功，論定而穎達尸其過。究之，功過非一人所獨擅，義疏並非諸儒所能為也。……標題孔穎達一人之也者，以年輩在先，名位獨重耳」（經學歷史?七）。